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6月4日报道：自４月２０日海底钻井平台事故导致石油泄漏以来，英国石油公司一直试图抑制喷涌，但时至今日，每天仍会有数百万加仑的原油从海底喷出。目前，该公司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减轻原油泄漏带给环境的灾难性破坏。而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希望石油泄漏能尽快得到控制，抑制最坏情况的发生。

这次灾难性的事故，也向人类提出了一个问题——人类社会如何与复杂的科学技术和谐发展。目前，科技发展的速度超出了政府可掌控的范围，政府无法应对甚至难以预测科技带来的负面效应。

漏油事故和全球金融危机的相似点都让人心情沉重：科技创新的前景、难以掌控的复杂性以及透明度的缺乏（科学家估计，人们对于深海石油开采的了解微乎其微）。那些富有且握有实权的游说者甚至对美国最为强健有力的政府施压。这对于奥巴马政府来说非常尴尬，政府承认正是由于共和党的反对意见，政府才同意放宽海上石油勘探，而不久后就发生了英国石油公司的钻塔爆炸事故。

石油技术勘探的故事，和那些新奇的金融工具的故事一样，极具吸引力和诱惑力。石油公司的老总吹嘘说，他们可以向下钻探几千米，然后横向钻探几千米，这样就可以在几米的范围内确定他们的钻探目标。然而，尽管世界石油资源的消耗量达到了峰值，这种钻探技术发明使得石油的供应又可以延续到下一代。

目前，中东石油在世界已探明的石油储量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由于担心中东石油供应的稳定性，西方政客在是否自主勘探本国石油资源的问题上摇摆不定。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巴西，已经发现了大量的近海石油资源。

如今，由于这次英国石油公司的原油泄漏事件，一些国家自主勘探本国石油资源的计划可能要搁浅了。美国新的近海石油勘探项目估计将被搁置几十年，这与美国核能的开发十分相似。通常，如果一个国家发生海上石油勘探泄漏事故，其他国家也会减少本国近海以及境外的石油勘探活动。既然已经知道了后果，那么巴西还会冒险在其美丽的海岸线上开采石油吗？而对于一切风险都被国内冲突放大的尼日利亚来说，又会如何呢？

石油专家称，近海石油勘探根本无法满足世界的石油需求的一个零头。现在，人们更加担心的是敏感环境中的深处钻探。并且这一问题涉及的不仅仅是石油。当前，能源勘探领域的重大新闻是页岩气开采技术的革命性进步。由于重要的页岩气储备区大多位于人口密集的区域附近，所以政府必须控制自己开发页岩气的热情，并考虑所得和所失之间的平衡。

复杂性、技术以及规则等基本问题已经扩展到现代生活的许多其他领域。随着纳米技术和人工生物技术的改革与发展，新材料、新药品以及新的治疗手段不断涌现，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福音。然而，随着这些激动人心的科学技术的出现，一个严峻的问题也摆在了人们的面前，那就是如何在管理“尾部风险”和支持创新两者之间保持平衡。而前者这个小小的风险，往往酝酿着巨大的灾难。

相比之下，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则显得温和得多。投机泡沫和银行危机已成为几个世纪以来经济发展的常态。尽管金融危机来势汹汹，但人类社会最终总能走出困境，继续发展。

当然，事实证明，在最近一次“大萧条”中，那些认为“这次的金融危机和以前不一样”的人们是错误的。即使我们应对金融危机的本领没有变得更加强大，但现实情况也没有变得更加糟糕。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不断恶化，美国、日本以及其他国家也在酝酿新一轮的危机，这些都足以证明，G20的领导人并未能像他们承诺的那样在应对这次金融危机中有出色的表现。

英国石油公司的石油泄漏事件为西方社会敲响了警钟，让他们重新思考其依靠科学技术创新来应对不断增加的能源消耗的发展模式。甚至连奉行“先发展，后治理”的中国也应该从墨西哥湾事件中吸取教训。

经济学教导我们，在灾难性风险巨大的不确定性面前，过度依赖价格机制达到刺激经济的目的是非常危险的。然而不幸的是，经济学家对于如何随着时间的变化将固定的规则调整为包含不断变化的风险的复杂系统知之甚少，对于如何设计建立这样的弹性调控机制同样知之甚少。除非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否则我们将永久地处于规则固定的世界之中，却永远无法正中靶心，恰到好处地实现目标。

金融界发出警告称，新的规则将会“超越”预期目标，对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抑制作用。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很可能在包括石油在内的能源政策方面面临同样的问题，

正如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变化大会的尴尬结果所证明的那样，考虑到巨大的金融风险，全球各国很难达成共识。发达国家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能够负担得起限制长期发展所带来的后果，因此，发达国家必须以身作则、敢为人先。毫无疑问，科技、复杂性与规则之间的平衡是人类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如果这三者在歧途上越走越远，我们将无力负担其所带来的恶果。

英文原文请见： http://www.chinadaily.com.cn/cndy/2010-06/04/content_9932411.htm。特别说明：因中英文写作风格不同，中文稿件与英文原文不完全对应。

（作者为哈佛大学经济和公共政策教授、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肯尼思 罗戈夫  编译  刘江波  编辑  潘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