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8月19日报道：五个经济特区在中国经济的惊人发展中迅速崛起了。同时，它们也帮助改变了千万人的生活。
下周，中国经济特区30周年纪念日就要来到了。一直以来，中国利用“特区”这种突破性地尝试尽可能吸引人才和资金。事实上，这个计划的确起效了。
广东的深圳，珠海和汕头，福建的厦门和整个海南都深获其利，一些偏僻落后的城镇发展为国际化的大都市。
作为最成功的例子，深圳在20年内从一个小渔村变为了一千万人的大城市。
目睹了“特区”模式的成功，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复制了这种模式希望发展经济。这其中，包括巴西，印度，伊朗，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菲律宾，波兰，俄罗斯，柬埔寨和朝鲜。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截至2007年，在120个国家的特区里，3000多个项目被实施。
然而，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贫富分化加剧，房地产泡沫等问题纷纷出现。而且，在经济特区日益成熟之际，它们发挥的作用正在减弱，新的问题正在产生。
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五名见证了特区发展的普通人，讲述他们所遇到的高潮和低谷，奋斗和成就。
珠海：
林北添从来没觉得高楼林立的珠海有什么好，虽然，这里是他的家乡。
他的四个孩子都住在市中心，但是82岁的他更喜欢住在20公里开外的农村郊区。那里的社区宁静又安详。
“我老了。城市对我来说太吵了，”他说。
在80年代早期，中国沿海地区建立了五个经济特区，其中就包括珠海。过去几十年发生在珠海的巨变如今已经席卷了他所居住的村子。
“很快村里就会到处都是外来人口，就跟别的特区一样，”他说。“然后村子就会更加开放。”
1983年，第一条水泥路开进了这个小渔村。对于这种种的变化，林说他心中喜忧参半。
“为了修路，大概400公顷蚝田被埋了，这还只是开放村子的第一步，”林说。直到1984年，他都是这个村子的村长。“现在只有32公顷蚝田还留着。”
当特区计划刚刚启动的时候，珠海城市和乡村几乎没有什么两样。他说那个时候，城市“都是一片片的海滩覆盖着。”
随着规划的改变，林说人们对于珠海城市的态度也变了。
在特区建立之前，村民们削尖了脑袋往澳门钻。那些高楼大厦太吸引人啦，Lin说。后来，特区建立了，高楼平地起，人们又涌向珠海的城市了。
他的村子以前有大约30户人，现在只剩了13户了。
虽然有些不安，他还是对周围发生的改变感到自豪。
“在20世纪70年代，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的村庄将用上电，而我的城市将是中国繁荣的经济特区之一，”林说。 “这里的人们不用再眼红澳门或希望在那里生活了。”
深圳
还有三天就是深圳特区30周年纪念日了，刘博通终于成了深圳人。但是，就算拿着深圳的身份证，刘说他还是不能在这个城市里找到家的感觉。
“深圳是最多元的城市之一，但是让人没有归属感，”28岁的刘说道。他身后的展板颂扬着这个城市过去30年发生的巨变让它成为广东最重要的工业中心。
“但我还是很高兴能够一起庆祝深圳特区的30岁生日，”他说。
跟其他涌入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寻找机会的农民工一样，刘知道他只是来这里工作，而不是过日子。
“我在这里会有前途的，”这个大学毕业生说到。
2007年他来深圳参加公务员考试。深圳的现代都市气息让他震惊了。
“我学会的第一课就是讲话要简短，”他回忆道。“电话应该在三句话以内搞定。这就是特区速度，没人有时间听你废话。”
刘连着两年考了公务员，但是都失败了。只得当了农民工。
来深圳三年，他搬了9次家。
不同辈的人对于深圳城市变化的态度也不相同。刘认为比起特区刚建立的时候，现在想要获得成功越来越难了。他的表兄10年前就来深圳了，现在已经拥有了4处房产。
“城市发展了30年已经变得很成熟了。我初来乍到，享受的是前辈们的劳动成果，”刘说。“但是很多前辈已经离开去其他城市啦。”
“每过2，3年，就有一批人走一批人又来，”他说。“我得找准自己的定位，这就是我在深圳学到的。”
汕头：
张建平目睹汕头的起起落落，从1990年开始已经20年了。那时他刚在广东安家。
退伍以后，张带着一个孩子回到湖南湘潭老家。但是，不到半公顷地养不活一家老小。于是，张就跟着朋友到汕头特区奔更好的生活去了。
“我第一眼看到汕头给吓了一跳，”张说。“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或者说是一个被改造过的世界。”
他来汕头之前就听说这里来钱快，不过只是对那些跟政府上层有“关系”的人有效。
尽管没有后门可走，46岁的张还是发现这里有不少的发财机会。
“90年代我开始开出租。那时从外国投资商那里挖到第一桶金的人花钱如流水，花得跟挣的一样快，”他说。
“他们（暴发户）好像还不知道该怎么花钱。我开车带他们去酒吧和俱乐部，他们几万几万地花在唱K上。”
那时，张一天挣好几百块，他说那会儿是汕头的黄金发展期。
“有活力，有财力，也有欲望，”他说。
张把赚的钱投到与老乡合伙的塑料厂里。虽然他老乡赚了一笔，他却血本无归了。
“我知道我没法靠做生意发财了，”他说。他上了小学就辍学了。
汕头的繁荣一直持续到90年代末，直到国家收紧进出口交易，打击走私。中小企业已经开始离开当地，劳动力也转移了。
“我儿子在广州工作，那里有机会，”他说。“这几年经济放缓了，汕头尤其放缓了。”
“我还是会在这里工作，至少比老家好些，”他说。
海南
1989年， 18岁的冯军平 跟随舅舅从浙江来到了海南，“当时的海口只有几栋 8 层楼高的楼房，相对于浙江，一片荒芜”冯军平如此描述建省之初的海南。经过21年的奋斗，目前，他已是 海口浙琼涂料厂的厂长了。
“那个时候，海南几乎没有“涂料”的概念，所有的墙面都是用石灰粉涂的”，也正是这一点，冯的舅舅从浙江过来投资建立的涂料厂，抢占了海南涂料市场的先机。
建省之初，由于空前规模的人流、物流、资金流涌入， 全国 5000 多家房地产公司云集海南， 海南房地产获得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于1988年—1989年和1991年—1993年连续掀起两轮高潮。 利用海南房地产爆炸性的增长时机，冯军平和舅舅挨个的上门推销自己的涂料产品，由于涂料厂刚起步，顾客都是尝试性的使用，效果满意后再付款，有时欠款高达到 10 多万元，从而导致涂料厂出现了资金问题。与此同时，从省外运输生产涂料用的原材料，由于交通运输落后，冯也不得不承担着运输过程中的经济损失和面临资金周转问题。
在建厂之初，由于竞争压力小，个体经营，利润都是 100% ，冯军平的涂料厂很快具有了一定的规模。1996 年以后，冯开始接手舅舅的涂料厂，厂里每天的产量从原来的一两吨提高为两三吨，直到现在，海南大发展后的今天，运货大大便利后带给冯军平的是在 2000 年后他可以在全省范围内大量批发产品，他的涂料厂产量大幅度增长到了七八吨。
从 1994 年开始，由于房地产经济泡沫的出现，海南房产的装饰市场受到重创，冯军平的涂料厂也曾出现了一阵的低迷，但冯军平凭借着涂料厂当初的发展和自己一直艰苦奋斗的上门推销理念，冯的涂料事业很快便走出了阴霾，稳步得到提升。
1999年 7 月，国务院批准了海南省人民政府、建设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人民银行制定的《处置海南积压房地产试点方案》，海南迅速利用经济特区的优势，进行了一系列法律、政策、操作上的创新，出台了一系列强硬但符合实际的政策，引起了国内外大企业纷纷派员飞往海口、三亚收购烂尾楼。
“2000 年开始，政府开始改修烂尾楼，半拉子楼被层层加高或装修，改造成新的广场、新的摩天大厦，海南的装饰市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涂料厂的工人也开始加班加点，大批量生产，我也不用再上门推销，就等着批发涂料给顾客”。
2010年，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又一次催发了房地产、装饰市场的勃勃生机。冯军平笑着说，“感觉现在是越来越忙了，市场需求很大，以前厂里的工人一个月只用干 15 天的活，现在厂里的生产一天都不能停”。 “人们有钱了，农村里的房子建得越来越好，而且很讲究装修，用到的涂料也自然会更多”。
厦门
以碧海蓝天闻名的厦门，与其他四个经济特区有所不同。
它或许不如深圳经济蓬勃，也不如汕头锐意创新，但是，厦门人说，厦门拥有的是生活质量。
“我们为之自豪的是悠闲的生活节奏和高度的幸福感，”张玉虾说道。她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多年了。
在官方调查中，厦门的环保水平排名第6，基础设施排名第10.厦门人知道他们应该珍惜什么，尤其是看见不计后果的发展所带来的毁灭性效果之后，张说道。
40岁的张如今拥有爱心老年公寓。
“如果不是这里有如此舒服的生活环境，我不会在养老院事业上获得如此的成功，”她说。
爱心老年公寓创办于2002年，有6层楼，地处树影摇曳的海滩旁边。一共有67名老年人居住在那里，如今有一位老人正要庆祝他的100岁生日。在公寓里还有3位百岁老人。
“很多人从外地，甚至国外，到这里在度过他们的晚年，”张说。
就像很多在80年代涌到特区来的人一样，张也是来寻找机会的。1995年，她患有精神疾病的母亲前来与她同住。
张当时在一家养鱼场做销售，没有时间照顾母亲。
“我发现除了精神病院，这里没有地方可以供我母亲生活，”她说。她正打算把母亲送回老家，但是，几个月后她母亲走失了。
“我找了她十年，”她哭着说。“现在希望已经很渺茫了，但是，我想到我们这一辈人应该做一点什么来回报我们的父辈。”
爱心老年公寓有17个护士，同时周围的大学生志愿者也会定期到这里来照顾老人。
“年轻人懂得照顾别人，尤其是老人，让人感到欣慰，”她说。“对于厦门来说，这一点比经济高度发展和宜居的环境更重要。”
英文原文请见：
http://www.chinadaily.com.cn/cndy/2010-08/19/content_11173914.htm。特别说明：因中英文写作风格不同，中文稿件与英文原文不完全对应。(中国日报记者 张钰晨 魏添 黄一鸣 编辑 潘忠明) （李瑶对此文也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