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5月27日言论版文章：现在，中国最热门的话题是粮食价格，尤其是农产品价格以及如何增加农民收入。每逢自然灾害或意外事件致使粮食产量减少、价格升高之时，中国政府就会出台相应的货币政策抑制蔬菜与新鲜水果的价格。但不幸的是，限价政策的效果非常短暂，过几个月价格就会大跌。

如何增加农民的收入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解决起来也没那么容易。

如今，中国将问题简单化，认为农民增收的办法就是城市化。也就是说，政府鼓励农村居民迁移到城市，工作、攒钱并补贴农村家人的生活。但这样的风险很大。

目前看来，这一方式还算奏效，以城市收入来说，即使城市最低的收入标准都比农民每天含辛茹苦的在田间劳作挣得多。据估计，在中国城市化的推进中，每年约有1%的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城市化是一项皆大欢喜的政策：农民工收入增加、建筑工地不愁用人以及地方政府GDP升高。

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看农村家庭收入的发展变化，上面勾勒的画面也许就没那么美好了。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农村家庭劳作（包括农耕、畜牧、渔业以及林业）在过去年10年的净收入平均增长7-8%，远远低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幅度。

以上数据表明，在扣除物价因素的前提下，中国经济状况得到改善，但是农民却未从国家所创造的财富中得到相应比例的收益。然而，农民在非农业活动方面收入的增加缓解了这一惨淡的现实。农民来自报酬和工资方面的收入使得农民收入每年增加约10%。简而言之，农民主要是通过打工增加了自己的收入。

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城市化，鼓励农民迁移到城市，增加了他们的收入。但那些仍然留在农村的人却生活艰苦。

城市化助长了房地产价格，零售商的店面租价也随之增加，最终导致商品价格的上涨。虽然城市化扩大了城市的面积，但价格上涨并未给生产者带来实惠。曾经郁郁葱葱的土地竖起摩天大楼，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地域距离被拉长，运输成本增加，而所有的上涨并没有传导给生产者。国家力保1.2亿公顷耕地的政策并不能阻止城市边缘的农村耕地转化为钢筋丛林，所有的土地转化都是在所谓的“土地流转”体系下完成的。

土地流转是这样一个过程——政府首先将城市远郊地区的低层建筑拆迁，建成高层让新居民搬进去，从而增加单位面积的土地的使用率。如此一来，就有效的增加了其辖区内耕地面积的数量，也就增加了某种“信用额度”或者是多余的土地。这种“信用额度”可以使得城市周边的一片“稻田”立刻变成城市开发用地。通过这种方法，耕地面积整体保持不变，但城市步步紧逼，农村越退越远。

在文章一开始我们说过，那些离开农村到城市谋生的人是获胜者。但最终的纠结之处在于：城市化耗尽了人们的村庄，也应当帮助那些仍旧留在土地中的人们增加收入（同样的土地，但较少的人耕作），有时候应该有一个平衡点，即如果实现了农业机械化，且农场的平均面积得到增加，那么农业活动就会变的相对让人容易接受。

从这一点而言，农村居民已经成为城市化的主要推动者，目前却处在价值链的另一端。他们是农产品的消费者，以前耕田种地时便宜的农产品如今买回来却要花很高的价钱。

当然，让农民重新回到土地（到时候变得有利可图），放弃城市里的家是不大现实的，因为到时候他们会取得城市居民资格并放弃他们的农村户口以及土地。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预测城市化的副作用不大容易，中国是第一个如此大规模实施城市化的国家。这一次，并没有多少别国经验可以借鉴。中国必须依靠一直以来百试不爽的古老哲学——“摸着石头过河”。但愿河里有石头可以让中国摸。

英文原文请见：http://www.chinadaily.com.cn/opinion/2011-05/27/content_12589193.htm。特别说明：因中英文写作风格不同，中文稿件与英文原文不完全对应。（作者为伦敦城市大学全球政策研究所中国科研主管、浙江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Michele Geraci   编译 刘江波   编辑 潘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