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美经贸摩擦原因复杂

中美经贸关系一直在合作与摩擦中向前发展。中美经贸摩擦源于多种复杂因素。

中美经贸摩擦焦点。从中方看，主要集中在四大焦点：一是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已10年，按客观标准应是市场经济国家。但美国依据自身标准不予承认。二是美国不断对中国出口商品实施反倾销、反补贴制裁。纺织品、彩电、钢管、家具、轮胎、太阳能光伏产品等相继成为制裁对象。虽然这些产品占中美贸易额不到5%，但却使贸易摩擦常态化。三是美国严格限制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美国《出口管理条例》（EAR），将中国列入极为严厉的D组。近两年美国推进出口管制改革，但对中国的管制措施始终没有松动。目前享受美国贸易便利政策的国家共三类164个，中国仍被排除在外。四是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受到歧视，近几年中国企业多例并购案都未成功。从美方看，也有四大焦点：一是美国国会议员、主要智库均认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低估，多次提出要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二是美中贸易严重不平衡，美国贸易逆差太大。三是中国保护知识产权执法不严，盗版侵权损害美国公司利益。四是中国鼓励自主创新政策对美国企业构成歧视。近年来，中美双方围绕上述八大摩擦焦点展开了一轮又一轮搏弈。

中美经贸摩擦结构因素。贸易不平衡是引发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其根源在于两国经济结构和贸易结构。从经济结构看，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大批向海外转移，此时恰逢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大规模吸引外资，自然成为承接美国制造业转移基地。由于美国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超低利率政策，刺激过度消费和大量进口需求，国民储蓄率下降，经常账户失衡出现大量贸易逆差。同期，中国出口大幅增长，加工贸易产业迅速壮大。可以说，中美经济结构的“相反性”导致双方贸易不平衡。再从贸易结构看，据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美国从中国进口额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劳动力、材料和管理费用等成本，大部分进口额来自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生产的元件和原材料（这使得中国在对美国贸易顺差的同时，与日本、韩国、东盟等国家大量贸易逆差）。有美国学者研究指出，2007年一部苹果(Apple) iPod生产成本为150美元。其中只有约4美元是中国创造的附加值，大部分附加值来自包括美国在内其他国家生产的元件，但当这些在中国组装的iPod运到美国时，150美元总成本都被算作从中国进口，由此夸大美中贸易逆差。

中美经贸摩擦利益因素。中美双方贸易摩擦和争端，主要来源于特殊利益团体。以美国2009年9月对从中国进口轮胎征收惩罚性关税为例。据美国劳动统计局（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数据，在此前两年中，美国轮胎价格增长比其他汽车附属商品价格增长低5.7个百分点；而在此后两年中，轮胎价格增长比其他汽车附属商品价格增长高3.4个百分点，就是说，这项惩罚措施导致美国消费者每年为轮胎多支付9.1%的价格。对于一年几十亿美元的轮胎市场来说，其损失远远超过了为少数企业和工人所带来的利益。

中美经贸摩擦政治因素。综观现代国际经贸关系，从没有像中美经贸关系这样强烈、浓厚的政治色彩。中美经贸摩擦背后许多是政治角力，而政治角力的主导方始终是美国。中方一直主张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但因美方坚持从政治角度看待中美经贸关系，中方只能被动应对。以人民币汇率为例。自2005年7月中国实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中美关于人民币汇率之争几乎经常化、“制度化”，时而“白热化”。6年多来，虽然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升值幅度超过30%，加上通胀因素，人民币对美元实质汇率升值40%，但美方仍不断批评人民币升值幅度太小、速度太慢，强调由于人民币币值低估造成了美国贸易逆差和失业率上升，甚至指责中国政府操纵汇率。去年10月12日，美国参议院通过《2011年货币汇率改革法案》，要求政府对汇率被低估的主要贸易伙伴征收惩罚性关税。外界普遍认为，该法案旨在惩罚中国“压低汇率促进出口行为”，迫使人民币加速升值。作为中方学者，我们一直认为，人民币汇率不是造成美国贸易逆差和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如果像美国某些人要求那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幅升值，其结果，或是这些制成品出口价格大幅上升，由美国消费者埋单（并冲击产业链上的美国企业）；或是这些制造业流出中国转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生产。但无论如何，这些制造业都不会回流到美国，因为美国不可能将劳动力成本降到低于中国水平。汇率形成机制十分复杂。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种理论模型能够精确测算人民币对美元的均衡汇率水平。虽然中国连续数年保持贸易和国际收支双顺差，外汇储备庞大，但贸易顺差占GDP比重已从2007 年8.8%降到2011年3%左右。同时，201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4277美元，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城乡仍有1.5亿人口生活在联合国贫困线以下。这些基本国情，决定了现阶段人民币对美元均衡汇率水平不可能过高，人民币升值幅度不可能过大。更重要的是，人民币汇率是中国经济主权，不能屈从外部压力。中国国家领导人和精英阶层都清醒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还相当突出。但这并不是人民币汇率造成的。即使人民币汇率存在不合理，也只是中国经济结构失衡之“果”，而并非失衡之“因”。中美经贸摩擦政治化还表现在中国企业赴美投资上。相对美国企业在华投资额近700亿美元，目前中国在美投资额仅48亿美元，双方投资逆差巨大。随着中国经济成长，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热情很高。从中国政府来说，真诚希望通过中国企业赴美投资，使一部分出口产业转移到美国本土生产，这样，既能缓解中美贸易逆差，又能为美国创造就业，可谓双赢。然而遗憾的是，美国对于中国投资安全的关切远远超出对其贸易逆差和就业的关切。这方面最典型案例是中国深圳华为公司赴美投资受阻。华为公司是中国一家普通民营企业，只因其企业负责人曾在中国军队服役，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便认定这家公司具有中国军方背景，致使2010年华为(Huawei)公司收购美国企业受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