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手拉小手
2011年对于红枫妇女心理咨询中心是苦涩又甜蜜的一年。坏消息是重要的资金来源 - 福特基金会停止了对他们的支持。也有意外的惊喜：本来申请时没抱太大希望的政府购买项目获得了成功，妇女心理咨询热线以及流动儿童与父母情感沟通的项目各获得了10万元的注入。
虽然20万仅仅占到红枫一年支出的九分之一，但项目能被政府购买成功还是让他们欣喜不已。对于一家成立了24年、至今没有获得民办非企业单位注册的机构来讲，除了资金上的支持，这更意味着官方对他们工作的肯定。
“3月份递的申请，几个月都没消息，我们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结果10分月通知我们两个项目中标了，11月份钱就到账了。”项目主管吴群芳现在回忆起来还是不免兴奋。
NGO欣喜这种转变的同时，政府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购买公共服务带来的实惠。
“现实情况是很多具体的服务政府根本没有那么多人力去做，也没有社会组织的专业技能和经验。像为孤寡老人联谊啊、给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上音体美副科课啊这些项目，花的钱不多，但是可以解决很多实际的问题。” 北京市社会工作建设办公室的王想平说。去年，北京市社工委用北京市的财政支出共向社会组织购买了363个项目，红枫的两个也包含在内。
上世纪80年开始在发达国家兴起的公共服务外包最近几年在中国也流行开来。最早的案例可以追溯到上世纪末的上海，而最近五年则有了迅速的发展，这一模式在深圳、北京、重庆、长沙等各地都取得了很好的实践效果。
“政府的事务性管理工作、适合通过市场和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可以适当的方式交给社会组织、中介机构、社区等基层组织承担，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在3月19日举行的第十三次全国民政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对这一发展趋势给予了肯定。
有了去年成功的经验，红枫今年再次申请了这两个项目，这一次吴群芳信心足了很多，她相信以20多年的经验和服务的专业性，通过项目评估不成问题。
不过“身份问题”还是困扰着吴群芳。根据现行的双重管理体制，社会组织到民政部门登记之前，还要找一个业务主管单位做“婆婆”。虽然北京已经出台过放宽登记的规定，红枫去年年初交上去申请始终没有回音。
没有非营利组织的注册身份，红枫依然是工商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没有免税资格。按理说也没有资格取得政府的购买项目的资格。但由于红枫多年工作积累的口碑和信誉，枢纽型组织首都公益组织慈善联合会为红枫做了担保，才让他们规避了身份的限制。
但这样的案例毕竟是少数。很多草根组织没有身份，连申请的敲门砖都没有。北京慧灵智障人士恢复中心便是其中之一。这家成立了12年的机构前后申请注册将近80次，始终未能通过。
在这过程中，他们也曾获得过残联的资金支持。那是在2010年，8万块是他们从政府那获得的第一笔资助，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笔。“当时残联的理事长齐静很有爱心，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不过后来她调走了，慧灵也就没有得到过这样的支持了。”创始人孟维娜说。
让孟维娜感到欣慰的是，除了北京慧灵和重庆万州慧灵之外，全国其他九家慧灵都已取得民非注册。其中半数组织都已经加入政府采购公共服务的项目，一些地方的政府支持已经达到资金来源的三分之一以上，采用社区化服务模式的慧灵受到了很多地方残联的认可。
但也不是没有问题。比如有的地方虽然支持力度很大，但却把各类的残疾人包括智障人群包含在一起中心里进行服务。“其实这在我们看来并不是特别科学，没有考虑到不同服务人群的特殊需要。所以还是有很多妥协，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孟维娜说。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省去年11月已经确定，从今年7月1日起，除了特别规定和特殊领域，广东省内成立社会组织，不用找业务主管部门，并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今后，广东各级政府可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被视为登记模式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也对这一改革给予了肯定。“广东的做法，与中央明确的、我们修改行政法规要落实的社会管理新体制是一样的。广东勇于探索，先走一步，精神可嘉，经验宝贵。广东能做到的，全国各地也应当能做到。”李立国曾公开表示。
“过去我们总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看非政府组织，觉得是对政府的威胁和挑战，是不稳定因素，对于它提供社会服务的这一块忽略了。” 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前民政部司长王振耀说。“现在我还经常和我的老同事、老朋友交流，大家的思路已经转变过来了。”
在清华NGO研究所所长王名看来，尽管我国政府的公共服务购买在招标、评估、监督等各个环节比起相对成熟的国家还有差距，但过去几年发展的速度是惊人的，有些实践也很有开创性。
“人家又二三十年的历史，我们才几年。令人高兴的是我们已经走出了第一步，而且步子还不小。”王明说。“像上海等地方不仅买服务，还根据需要孵化、培育组织，形成了社会组织的生态链，很多做法在世界上也是领先的。”
***英文原文全文发表于中国日报 4月20日第一版
（来源：中国日报 唐跃 编辑：孙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