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中国在线消息：英文《中国日报》8月11日评论版头条：第一，中美关系是首先是两国政府行政机构之间的关系。中美之间分别于1972年2月28日，1979年1月1日和1982年8月17日发表《联合公报》。这些公报都以中美两国“政府”的名义，但实际上，都是中美两国政府的行政部门。中美政治体制不同，但也不是完全就不一样。中国有与美国政府的立法部门对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这三份中美《联合公报》是中美之间的国际协定，却非中美条约。两国政府的行政部门，尤其是美国行政部门，从来也没有提请其立法部门批准这些中美协定。接近四十年的中美关系，就这样一直由三个《联合公报》管理。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制定了《与台湾关系法》，就美台实质关系立法。《与台湾关系法》比三个《联合公报》更正式。然而，尽管一直反对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与台湾关系法》，为了开辟与美国的关系，实行一直不断完善的概括为“改革开放”政策，中国还是“忍”了美国的霸道，接受了现实。 

不过，只是政府行政部门之间的协定，终究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大问题。由此观之，近四十年来，不管关系紧张、疏远，还是关系缓和、密切，没有比政府之间的公报更高层次的国家间关系条约，使得中美关系至少在管理框架上一直是脆弱的和不稳定的。美国有因为定期选举产生的“政治周期”，而这个周期总是给中美关系带来一次次的冲击。 

中国与从尼克松到奥巴马以来的八届美国行政当局打交道，积累起丰富的对付超级大国而非一般大国的外交经验和技巧。中美两国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趋近不惑。然而，中美国会之间的关系却相对落后。近年来，中国十分重视美国国会。在研究领域，包括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等在内的美国研究机构加强对美国国会的研究。中国对美国国会外交也开展起来。今年5月底，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终于访华，中美议会之间的关系得到一定改善。然而，中国对美关系中，最不顺的、最复杂的正是与美国国会的关系。在处理与美国国会的关系时，中国更能体会中美之间实际的国内政治和国内社会的巨大差异。 

中国需要进一步开展卓有成效的对美国国会外交，深入了解美国政治的运作机理，为最终与美国建立条约为基础的两国关系奠定基础。只有条约为基础的两国关系才是长期的和稳定的关系。 

其次，中美关系从来不是正式的、条约为基础的同盟关系，这听起来奇怪，但有时，这种关系可比同盟，甚至比同盟还重要。在经济上，两国是事实上的同盟关系。这种合作，其实是国际关系中的ad hoc伙伴或者盟友关系。1971-1989年，两国外交政策决策者把苏联当作共同威胁，对付苏联成为两国的共同利益。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的“文明冲突”主战场在中东、中亚和南亚（所谓布热津斯基所称的“全球巴尔干”）等地区，为了打赢“反恐”战争，美国也借重了中国的支持。但是，中美之间最大的“ad hoc”之不是盟友的盟友关系，还不是已经属于历史的对付苏联上的合作，也非“反恐战争”上的某种配合，而是中国主动开放，“加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美国成功把中国“纳入”这一世界经济体系。这种“加入”和“纳入”造就了世界上一个奇特而巨大的经济存在：中美“相互依存”。有的学者把这个相互依存用美苏时代的核武器超级大国之间的“相互确保摧毁”（MAD）来形容，说是“恐怖的平衡”。其实，在我看来，中美经济关系，不是“恐怖的平衡”，没有那么恐怖，而是不对称的不平衡。这个不对称的起源在于“加入”和“纳入”的过程中。这个不平衡，不仅是中美之间问题的根源，也是世界经济问题的根源。如何解决这种不对称和不平衡，是中美面对的中心问题。布什政府时代的“战略经济对话”（SED）和奥巴马时代的“战略与经济对话”（SAED）表明，美国意识到，中美经济关系已经是战略关系，但在政治上却不大可能与中国铸就“战略关系”。这就是中美关系持续的困境和限度。 

第三，地球人都知道，中美关系是利益为基础的关系。这里的利益，是广义的，是全面的利益，包括和平、安全和稳定。过去四十年，好在中美两国在差异、紧张和冲突的时候，每每能认知和确认共同利益，最终，贸易通商民族美利坚的外交决策精英，不得不让利益，而非其它主导了与中国的关系。中国在许多时候，做出战略性的妥协，包括“不挑战”美国的世界主导地位，但换取的不仅是与美关系在曲折中的稳定，不仅是善于利用“美国治理下的世界和平”（包括世界经济繁荣），而且包括以美国“为师”，借鉴美国的成功之道，包括如何在世界上发挥作用。从这个意义上，一定的合理的妥协和让步，是中国“师从”美国付出的必要“学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