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具体地讲，在年底的哥本哈根全球的气侯变化谈判上，从你的角度讲，你建议中国政府做这样一种温室气体减排的表态吗？

迟福林：刚刚说的后危机时代，低炭经济发展是个全球化的趋势，谁都改变不了的大趋势，我们是一个经济大国，应该做出自己的承诺，不仅需要做承诺，而且需要做出一定程度的有影响力的、有约束力承诺。

记者：我非常赞赏您的这种远见。今年是中国建国六十周年，放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我们如果放眼后二十年、三十年甚至后六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在哪个地方？

迟福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想把四个字作为思考的基础，叫跨越与变化。我们在纪念国家六十年的时候要看到，我们这个国家有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跨越，从民族的生存性危机到了基本解决老百姓十三亿人的生存性问题吃饭问题，现在到了要解决十三亿人的发展问题，而且是全面发展问题。所以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性功绩就是把中国从一个解决温饱为目标的生存性社会，带入到了一个人的发展，甚至以人的全面目标为目标的这样一个发展性新阶段。这样一个发展性新阶段，十三亿人的需求结构变了，尤其是农村的需求结构开始变化，所以内部的需求，消费需求、城市化、服务业的发展都将成为这样一个跨越下的新的变化。我在想跨越与变化，这是思考这两个大的问题，我们国家确实在这六十年，尤其是最近这三十年实现了历史跨越，所以我们要有一系列的变化，由生存型向发展型的变化，由城乡分割向加快城市化的变化，由以投资出口为主向主要以国内需求为主的变化，由注重以物的发展向注重人的发展的变化，由一个经济大国要向一个经济大国、文化大国、人力资源大国的这样一个变化。我想跨越与变化，应当成为我们在建国六十周年之际，总结思考的一个基本线索。

记者：你觉得这些跨越和变化，会给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源源不断的动力吗？

迟福林：这个跨越和变化，第一，我们一直讲历史新起点，这样才知道，我们站在一个什么起点上来跨越；第二，在这个起点上，我们知道将要发生哪些变化，我想未来的十年，到2020年的时候，将是中国在历史跨越基础上变化最关键、最重要的十年，不仅是国内的发展，而且涉及到我们这个国家在大国中的国际地位。第三，适应这样一个跨越基础上的变化，就需要及早地来研究这种变化的战略、规律、制度安排和政策安排，这样才能够在未来十年的发展中，有一个更清晰的思路，更自觉的行为，来实现到2020年可能要达到的某些重要的目标。十年以后，我想可能有些发展，尤其中国在国际上的国际经济地位的变化，可能在某些方面会出乎我们的预料。

记者：迟院长，我们今天的很多话题是朝前看。

迟福林：对。

记者：还有不到一个月就是建国六十周年，此时此刻，我觉得我们还应该往后看一点，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您作为一个在国内享有盛誉的经济学家、思想家。此时此刻，如果您回过头来看中国的六十年，有哪些地方你觉得是我们值得铭记的？

迟福林：我们走到今天千千万万不要忘记了自己珍惜的经验，值得我们汲取的教训，很多经验千万不能轻易地丢掉。比如说我们的改革，要记得我们的改革有没有完成，如果这个时候，由于我们发生了一些变化，轻易地说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了，这对我们后三十年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第二，比如人的发展，这样一个大国搞了三十年的发展，现在在人的发展上面临一系列问题，经济大国的地位确立了，但是人力资源大国、文化大国的地位还面临着相当多的矛盾和问题。我们一定要从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人的发展应当成为发展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主线。第三，要看到我们这个国家在一个和谐的、稳定状态下的发展太重要了，今天面临着很多的矛盾，因为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的博弈时代已经到来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又面临着加快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所以，如何能够有利于化解各种矛盾，保持社会和谐状态，实现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发展目标，对我们这个民族，对我们这个国家，对我们的社会，对老百姓来说都太重要了。我感到汲取前六十年的某些经验对后面的发展来说实在太重要了。

记者：谢谢迟院长！让我们一起努力为祖国的强盛而奋斗！

迟福林：谢谢！

（记者：付敬  编辑：肖亭  视频：中国日报多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