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中国在线消息:英文《中国日报》9月29日国际言论：位于北京的中央党校绿树环绕，紧邻颐和园。在一墙之隔的颐和园湖面上，微风几百年如一日地抚起轻柔的涟漪，墙的里面却是荡漾着思想的波浪，澎湃全国。

中央党校副教授吴辉认为党中央于9月18 日决定加强和扩大党内民主以便发展属于人民的民主便是这样的一道波浪。

党中央表示将确保其委员们的民主权利并在基层加强党内民主，并决心在所有党员中广纳意见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实干和创新精神。

在中国，社会组织这个词不仅包含非政府组织，而且包含公司和集体等或多或少相对独立于政府的组织。吴教授认为这样的组织正在日益增长为中国公民社会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有许多专家称这些组织为公民社会组织。

尽管如此，社会组织于中国而言仍是一个较新的概念。自建国后40年时间，大多数的中国人尤其是城里生活的人的工作生活都有统一的行政调配。除了亲戚之间，人们几乎没什么发展社交网络的需要。

但过去二十年的发展已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在全国各地以及不同的工作间自由流动和转换，这样，许多非政治性的组织就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而许多带有行政色彩的组织于其上级监督机构间的利益也日益分化。

最开始的情况是，数百万计的小公司（当然有些的规模早已很大了）开始在私人领域兴起。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越来越多的非盈利组织如慈善基金等也相继发展起来。对研究者来说，中国的社会组织和公民社会组织既可以独立于也可以部分依赖于政府的资金支持。现在在民政部注册备案的社会组织共有40万个，此外据保守估计在全国现共有300万个社会组织，有的专家甚至认为数字可能高达800万个。

社会组织的发展对中国来说是否意味着政治危机呢？是否意味着利益集团在国外资金的扶持下会有发起颜色革命的潜在威胁呢？或者说，这些组织的发展会不会让中央更难以推行其决策？另一方面，如一些学者所看到的那样，社会组织的发展其实反映了人民群众在处理自身事务时日益增长的自决性，那这又算不算是个积极的变化呢？

但吴教授认为现在还远非下结论的时候。吴认为，首先应该摘掉有色眼睛以免把社会组织笼统地天使化或魔鬼化。社会组织的发展只是经济改革很自然的产物，而且如今也确实有它们发展的土壤。

在当今社会政府已不可能再被视作全社会唯一的依靠，除非是发生紧急情况如基本品严重短缺等。过去30年的改革创造了多元的社会利益，而政府于它们既非诉求也非原因。

党应当肯定并和社会组织一道工作，以使它们能为党领导的国家建设做更多贡献。

当然，也有个别组织需求掌握对外决策权，这部分有政治动机的组织是不难分辨的。

同时还有一些是对社会有害的，诸如迷信，邪教团体，金融骗子以及流氓黑社会等。最近的例子便是重庆最近的扫黑行动所牵出的一些与黑社会有组织犯罪有牵连甚至是其头目的官员。

这正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制定法律法规，以及党作为整个社会领导力量的影响力，从而创造一个健康的环境来发展社会组织。在吴看来，中国的政治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将会是一个政府职能转变与社会组织发展共同发生的过程。这也是为什么中央在06年在党的报告中首次提到社会组织。

党的十七大过后第二年，国家在鼓励社会组织的发展方面采取了一条使更多的人参与自治和自我管理的基本原则，同时把党内民主扩大到基层以使得更多的党员能在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中发挥积极作用。

政府已经通过一些地方试点积累了大量发展社会组织的经验，也获得了一定的自信。

已经有法律被制订出来以禁止各种对社会有害的组织，防止他们的领导人寻求超越自身组织范畴的目的。同时，对诸如扶助贫困和推广新技术的积极的社会组织，也出台了相应的支持政策。

其实党员在社会组织中的角色定位还不甚明了，但正是通过社会组织，党员能帮助更好地推行政策，从而使得社会组织能更好地保护公民权益尤其是土地使用权。

在中国，关于土地使用的纠纷是社会不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大多数的案例都是农民沦为官商利益勾结的牺牲品。

吴认为，中国的农业协会远不如美日等国来得强大，而村民委员会等组织也通常仅涉及土地使用的议题。如果村民通过组织能获得相应的法律权力从而能以更公平的姿态参与土地使用的谈判，那也不会象现在这样有如此多的抱怨，甚至是用暴力发泄的不满。

实际上，党怎样同公民社会组织建立合作关系之关键在于党怎样处理与各种权利组织的关系，这至今仍是个挑战。

但最理想的状态还是要一种党与社会组织间的合作关系。我们并不需要执政党象前苏联那样统治所有的社会组织，也不能象在一些发展中或社会转型中的国家那样政府被社会组织架空，也不能使政府与社会组织成为对手而长久对立。

中国要做的工作是在政府和社会组织间培养一种最佳的合作关系，就象一些成熟的民主国家已经做到的那样。在这些国家，政府与社会组织有明确分工，后者负责提出新的要求和各种建议，而政府则在其帮助下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

吴认为这就是和谐社会的模型。（中国日报评论员    何柏霖    编辑    裴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