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中国在线消息：英文《中国日报》11月11日评论版头条：9月中下旬，我赴非洲赞比亚、埃塞俄比亚以及加纳三国就中非关系的发展进行了一次为期近半个月的实地考察和调研。在与上述三国有关政府官员、学术机构、非政府组织、媒体就相关问题进行交流和座谈后，来自非洲各界对中非关系的正面评价的确令我深受鼓舞。

比较一致的一种看法是，认为虽然中国也到非洲来开采自然资源，但与西方半个多世纪以来免费攫取的做法不同，中国还向非洲提供了基础设施建设和大量投资作为交换。中国在最近30年的快速发展已经雄辩地说明，非洲不能再把欧美模式看成解决问题的药方。非洲必须牢牢抓住中国的尾巴（当中国往前奔跑，非洲也能随之前进），这是非洲脱贫的最后一次历史机遇，非洲决不能再错过。

虽然从根本上说，任何一个大陆或者国家的脱贫和发展最终都取决于其自身的努力，不能寄希望于任何一种外部因素，但上述看法也反映出非洲方面对长期以来依附于欧美的援助和市场但却总也走不出贫困阴影的一种愤怒和失望情绪。

几十年来，西方对非洲提供的发展援助不可谓不多。据粗略统计，非洲自1970年以来总计得到了超过3000亿美元的发展援助（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发达国家和其控制的国际金融机构）。但为什么这么多的发展援助却未能在非洲的脱贫和发展中起到明显的效果呢？不久前，出生和成长于赞比亚、毕业于牛津和哈佛等欧美名校经济专业并曾就职于世界银行的赞比亚女学者Dambisa Moyo写了本在发展援助领域引起热议的名为《援助的死亡》（Dead Aid）的书。她尖锐批评了西方的援助政策及其在非洲产生的使贫者愈贫、发展减速的负面效果，认为非洲应当向亚洲，特别是中国学习。书中对中国近年来在非洲进行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也充满了赞誉，认为中国堪称非洲的朋友。

其实，西方对非外交和中国非洲政策的根本区别主要体现在“良政”外交与“不干涉内政”外交。虽然西方大国关注非洲的利益着眼点各各不同，但它们在推动非洲的“良政”、“善治”和“人权”方面的立场却是惊人的一致。冷战结束后，在欢呼“历史的终结”的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为把非洲纳入其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竭力向非洲国家兜售西方的政治和经济模式，甚至把援助与是否实行“多党民主”挂钩，粗暴干涉非洲国家的内部事务。

和冷战后西方将援助与民主挂钩的干涉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对非政策完全“去意识形态化”，强调不干涉内政和尊重非洲对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中国的对非援助也从不附加任何条件。之所以采取这一有别于西方的对非政策，主要基于同为被压迫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痛苦历史记忆（在西方的强权干涉下被剥夺了许多宝贵的资源和发展的权利）以及如今同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发展课题和挑战。中国自身30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功并不是照搬或照抄任何西方的政治或经济发展模式而得来的。相反，正是反对西方的干涉，走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才保持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稳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信奉儒家礼数原则的中国外交尊重并充分相信最了解自己本国国情的非洲国家和人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无需外国的“指点”和“干涉”。从本质上看，中非关系不是“教师爷”或“施惠者”与受者的关系，而是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共同发展，以减贫和发展为核心的新型南南合作关系。

然而，中国的“不干涉内政”外交近年来常常受到一些西方政客、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指责，认为这一原则实际上是对所谓“无赖”或“失败国家”的变相支持，不利于西方国家在非洲推动的民主、人权事业以及反专制和反腐败运动的进展。这一指责乍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但细细分析，这是一种牵强附会的联系。姑且不论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主要依靠自身努力（所谓“内因为主”和“外因为辅”），而且更重要的是，“民主”、“人权”和“良政”并不是建立在沙基上的海市蜃楼，不可能通过漂亮的口号和一味的鼓吹就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它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以及人民教育水平和法制、民主意识提高的基础之上（实际上西方自身也是经过了数百年的努力才达到了今天的水平）。因此，中国在非洲大力发展经贸合作（仅中非贸易一项近年来对非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达20%）、帮助非洲国家大规模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减少贫困，大力开展对非人力资源培训等等工作实际上就是在夯实非洲实现民主和良政的经济基础和人力资源基础，帮助非洲人民掌握自我发展的金钥匙，因为，说到底，非洲的发展道路选择和可持续发展毕竟是掌握在非洲人民自己手中。

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Abdoulaye Wade）曾在2008 年1月24日的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上撰文说，“在满足非洲市场需求方面，中国比西方资本家做的好得多”，“中国要比批评它的人更有竞争力，官僚作风更少，更擅长与非洲打交道”。（China is doing a much better job than western capitalists of responding to market demands in Africa）。他说，“我是善治和法治的忠实信徒。但如果官僚作风和繁文缛节阻碍我们的行动能力，如果贫穷状况毫无改观而国际官员裹足不前，那么非洲领导人就有义务选择更快的解决办法”。“不仅是非洲需要向中国学习，西方也有很多需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西方曾宣扬市场激励的价值，现在该是身体力行的时候了。”（I am a firm believer in good governance and the rule of law. But when bureaucracy and senseless red tape impede our ability to act - and when poverty persists while international functionaries drag their feet - African leaders have an obligation to opt for swifter solutions.）

上周，笔者还参加了一个由中国国际扶贫中心（International Poverty Reduction Centre in China, IPRCC）、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OECD)在北京联合举办的“国际发展合作：增长与减贫经验的分享”（Sharing Experiences to Promote Learning on Development Partnerships for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大型国际研讨会，与会的国内外代表一致认为，中国自身在过去30年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取得的减贫和发展成就雄辩地说明了曾经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努力实现减贫和经济发展（30年前，马拉维、布隆迪和布基纳法索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甚至高于中国），中国可以与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分享这方面的经验。而中国近十年来与非洲开展的日益紧密的经贸合作正是促进非洲的减贫和发展，努力帮助非洲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际努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非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贺文萍  编辑 裴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