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

中国日报网中国在线消息: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相伴随,在过去20多年中,我国社会结构的分化也在不断加深。这意味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不同的阶层和社会群体开始拥有不同的利益。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同时也由于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由利益关系引起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在明显增加。如何舒解社会矛盾,避免由社会冲突引发的社会结构失衡,政府将在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现阶段我国开始形成两极分化

中国经济时报: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中国社会结构正发生变化,社会阶层也在分化,贫富差距逐渐拉大,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迟福林:我的基本判断是,现阶段我国贫富差距有逐步拉大的趋势,并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形成两极分化。有专家估计,我国城乡的实际收入差距应该在1:6左右,我认为这个估计是比较符合现实的。根据有的调查,目前我国20%的最高家庭收入和20%的最低家庭收入的差距是15倍左右。而发达国家是6~7倍,美国是10倍。按社会警界线的理论,超过10倍就是贫富差距显象化。从基尼系数这个指标来看,许多专家认为我国目前已经接近0.5也远远超过0.4的国际境界线。

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到现代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贫富差别的产生和社会群体的分化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一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后采取了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导向,后来又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二是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下岗失业的问题难以得到缓解,城市贫困人口在增加;三是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特殊国情,使得农民的收入长期难以提升,农民工工资增长异常缓慢,并日益成为城市的弱势群体;四是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比较突出的腐败问题和社会不公的现象。

转轨过程中缩小贫富差距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一方面,市场化改革在一些方面不到位,缺乏有效的收入分配调节制度安排,使政府难以在社会再分配中有效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农村改革的相对滞后,农村改革滞后于城市改革,城乡二元制度结构没有从根本上打破。2004年以农业税改革为起点,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使农民收入有较大增长。但是,如果相关的配套改革措施跟不上,农民收入增长还缺乏稳定的基础。最为重要的是,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而现在许多地方政府仍然片面地坚持以ＧＤＰ的增长为最重要目标,造成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匮乏,尤其是教育和医疗成为广大老百姓最大的负担。在市场微观经济主体已经形成的情况下,追求效率是企业的事情,政府应当主要关注社会公平,尤其是在当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相对突出的情况下,政府更要从稳定社会环境出发,逐步实现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向共同富裕转变,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

社会冲突潜藏于三大领域

中国经济时报:目前引发社会冲突的领域在增多,如农地纠纷、拆迁矛盾,医患矛盾、失业下岗、劳资冲突、就业困难、农民工歧视、城市贫困……您认为潜在危机最大的领域在哪里﹖

迟福林: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由于利益分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动,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相当多。上述问题其实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客观地说,一些问题虽然是局部的问题,但如果处理不好,也可能变成全局性的大问题。就目前的情况看,我认为危机最大主要是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农地纠纷问题。当前我国农村上访第一位的问题是土地纠纷问题。在近年来所谓的“圈地运动”中,我国已经形成了4000万左右的失地农民。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一些地方的农地被强行征用,多数地方农民土地在征用过程中得不到合理的补偿。如果农地征用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会积累大量的社会矛盾,并不断形成社会冲突。我国的土地资源在全世界来说是相对短缺的,按照目前这种行政配置手段,还会继续造成价格的低廉和资源的浪费。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实现土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让价格反映土地资源的稀缺性,不仅能够使农民得到较高的补偿,而且可以有效地利用土地资源。

二是失业问题。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4年4月26日发布的《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白皮书表明,截至2003年底,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3%,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800万人。但是考虑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许多学者估计,当前我国的失业人口达到4000-5000万人。在“十一五”期间,失业率有可能超过国际警戒线12%,接近于14%。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进入了大规模产业结构调整期,与此伴生出高失业这一极难解决的负面现象。一方面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在增加,另一方面我们安排劳动力的能力在弱化。就业问题之所以重要,关键在于就业关系到个人生存的基本问题。我们说现在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如果就业问题严重的话,一些人的生活会相当困难。更重要的是,就业涉及的社会面相当广泛。从目前的情况看,涉及到国有企业改革,涉及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涉及到大中专毕业生的出路以及相关的教育改革等。就业问题不仅关系个人和家庭的幸福,还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三是劳资矛盾问题。在我国市场化改革逐步深入的情况下,劳资关系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而且,在许多地区,劳资矛盾日益显化和增加。比如在珠江三角洲,尤其是在东莞和深圳。2004年,劳资冲突千人以上的群体事件就有20-30起,主要原因是工资过低和超时加班。一些地方还出现了所谓的“血泪工厂”。在劳资关系中,农民工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的情况屡见不鲜。现在我们还缺乏一个有效的劳资关系协调机制。去年就出现了总理亲自为农民工讨还工资的现象。目前我国的农民工已经超过1亿人,这个问题的解决已经刻不容缓。

建立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的缓冲机制

中国经济时报:社会稳定要依靠一套完善的治理机制,政府责无旁贷。在社会冲突面前,政府应发挥怎样的作用?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如何发挥?

迟福林:要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必须在政府转型当中建立一套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的缓冲机制,从ＳＡＲＳ危机以来,我们看到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要。

政府必须更加关注弱势群体,把解决广大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作为第一任务,下大力气解决就业、社会保障、基本的公共医疗和义务教育等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

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要尽快打破城乡二元制度结构。要以农业税改革为起点,加快进行县乡政府改革,加快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农民增收的稳定机制。

要建立有效的社会利益协商和表达机制,使普通老百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正常诉求能够反映到公共政策的制订和实施过程中,形成有效的政府治理结构。

中国经济时报: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改革应从哪些方面着手?

迟福林:目前政府改革已成为下一步各项改革的重点。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的化解最终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得到根本上的解决,政府转型已经成为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

政府改革的突出任务是实现职能转型。在我国初步建立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从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只有实现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使政府把主要的职能放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才能够为各类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解决创造良好的前提条件。

下一步,根据公共需求不断扩大的现实需求,要实现公共政策的创新和转型。从注重经济政策向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并重的转变,从封闭式、集中决策向开放式、民主参与决策模式转变,从单一的行政手段向包括行政、经济、法律等多种手段转变。

政府必须打破自身利益的局限,要以公共利益为目标,加强自身建设和改革。要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编辑：肖亭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