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中国在线消息：引人关注的全国两会于2009年3月3日在京拉开帷幕，本网特别推出“2009全国两会系列访谈”，邀请高端人物、热点代表委员等做客中国日报网直播间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本期访谈特别邀请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先生。以下是本次访谈实录：

【主持人】：“直击两会热点，对话风云人物”现在是中国日报网和新浪网进行的联合访谈。我是中国日报记者付敬。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先生。我们今天访谈的题目是“危机背景下中国政府改革的前景以及中国的出路”。下面我们请迟先生做一个开场白。

【迟福林】：很高兴，我是第一次走进中国日报网。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就危机背景下的改革和网友做一个交流，也很高兴能够通过中国日报网和付敬先生讨论一下危机背景下的中国改革。

“中南海座谈会上大家可以敞开说”

【主持人】：迟先生您好。据我所知，您从2002年起就屡次被邀请到中南海向我们的高层献计献策。您能简单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

【迟福林】：温总理在国务院当总理以来，大概每年都有那么一两次，有的时候两三次邀请相关方面，尤其是经济和社会领域，向专家就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以及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我是04年第一次应邀参加温总理主持的这样一个经济专家的座谈会。

你知道在04年面临着SARS危机这样一个背景。我们也面临着新背景下的转型。如何判断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找出一个有效的体制、政策的出路，那个时候温总理很想听听大家的意见。所以我在04年是第一次参加温总理主持的这个会议。当然以后也有几次应邀参加这样的座谈会。

【主持人】：最近一次是不是被邀请对《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一些意见？

【迟福林】：是的。是今年的2月6号。这一次征求《政府工作报告》总理主持开了五次座谈会，其中第一次是经济和社会领域专家的座谈会。我感触比较深的是，在这样一个座谈会上，大家可以敞开来发表意见，既可以对报告提出你的修改意见，也可以借这样一个机会就经济、社会领域的一些重要问题来建言献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完全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的，而且总理还和大家不时地插话讨论问题。所以这样一种对话也是专家学者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一种直接的沟通，而且也是作为政府的领导人联系经济、社会领域专家的一个很重要的形式。我想它在推进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方面应该日益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专家建言献策 温总理当场表态

【主持人】：我们的网友非常感兴趣，这么多年来您屡次被邀请进中南海，这是不是仅仅是一个民主决策的形式？最后你们的建议、你们的意见被纳入到政策当中去的比例有多少？

【迟福林】：我参加了几次这个座谈会。包括我周围的专家也曾经几次被邀请去参加这个座谈会。那么在我看来这些座谈会对于政府的决策应该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比如说第一，有些重要的问题总理当场就表态，或者说这件事情在听取大家意见以后可以当场表态；第二，很多具体的修改意见后来在文件正式公布以后，很多专家的意见得到了重视、被采纳；第三，有些重要的问题也促使政府在决策当中起了一个直接和间接重要的参考作用。所以从多方面发挥了专家在决策、咨询方面某些重要的作用。

【主持人】：我们希望您能够为我们国家的发展，继续为我们的高层献计献策。另外迟院长，现在“两会”的会期就人大来讲已经过半，可能政协已经接近尾声了。

【迟福林】：对，还有两天就结束了。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社会民生问题成两会热点

【主持人】：这段时间就您和代表、委员的沟通当中，您发现大家热议的话题是什么？议论最热烈的话题是什么？大家对这些话题分析上有没有共识？

【迟福林】：这次的会和以往的会，尤其是和去年的会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我们在国家金融危机背景下召开的两会。所以话题集中到危机背景下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尤其是民生问题上。同时也涉及到当前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些重要问题。

这一次从这点来说，我感到两会的代表委员集中讨论危机背景下的经济发展问题、政策问题、相关的体制问题、一些民生的重大问题，比如说农民工的问题、大学生就业的问题。我们集中来讨论这些问题。所以我想这是“两会”最集中的一个话题。通过这次“两会”可能对于我们中国应对金融危机，走出危机背景下的困境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而且这次会议应该说我们通过总理的报告，通过委员代表发表自己的一些意见，它能在应对危机和一些重要的问题方面起到很多共同的作用。所以这样对于提振我们应对危机的社会信心会起到一个十分重要的作用。

【主持人】：您是不是觉得提振信心是大家达成的一个最主要、最重要的共识呢？

【迟福林】：应该说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主持人】：您对提振信心怎么看？您觉得现在社会各个方面信心足不足、够不够？

【迟福林】：从整个社会来看，我觉得信心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这种困惑、迷茫、疑虑还是比较多。但是从政府的层面，从“两会”的层面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信心在提升。

那么这种信心，第一，来自于中央政府对危机的这种判断。现在可以看到这种判断大家比较一致，就是危机还正在蔓延，并没有见底。这是第一个大的判断。

第二，对中央政府在应对危机方面所采取一系列的、一揽子的应对危机的计划应该说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赏。就是中国政府在应对危机当中，无论是4万亿投资计划，还是十大产业振兴计划，还是以后推出的一系列的措施，应该说这是我们现在提振信心、能够形成共识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

第三，在这个背景下大家也思考了很多种办法。比如说在应对危机中的一些重大社会问题上，如何把保增长同保就业相结合，在解决我们在应对危机中的重大民生问题上提了很多好的建议，而且在应对危机中中央政府进一步采取了一种有利的政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会有重大的作用。

政府与市场并非万能 提振信心共对金融危机

【主持人】：的确信心特别重要。作为媒体来讲，我们可能也要进一步鼓励或者是提振全国人民的信心来应对金融危机。但就我的观察，自去年金融危机不断深化以来，在国际媒体里面有很多反思和报道，他们去讨论政府和市场的角色，讨论在市场化的过程当中政府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其中他们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是，中国的政府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乃至于他们对于中国的模式都特别感兴趣。您怎么评价西方的这种思潮？您怎么评价中国当下政府的运行模式？以及受阻于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角色？

【迟福林】：在这里不管是什么模式，我想有两个基本的概念是大前提：

一个概念是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万能论”恐怕在实践当中看是站不住脚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是起基础作用。市场是推动经济增长和经济活力的一个最重要的力量，但是市场本身有它自身的缺陷。这是第一点，市场不是万能的。

第二，这次政协委员也有发言提出来，就是政府也不是万能的。“政府万能论”恐怕在实践中也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解决政府的力量、市场的力量、社会的力量，这三种力量要形成一种合力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如果是政府唱独角戏，恐怕我们应对危机只是把暂时的矛盾、困难解决了，反而会为未来三、五年积累出大量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在发挥政府应对危机重要作用的同时有一个市场力量的发挥问题，有一个社会力量的发挥问题。所以我想这两个前提是最重要的，就是市场不是万能的，政府也不是万能的。

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需要我们找到一个出路。出路在哪里？就是政府和市场如何结合？市场如何起基础性作用？政府的干预如何是有效的？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想对于我们中国来讲，今天我们把政府的力量凸显出来，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千万不要忽视市场的力量。市场有它自身推动经济不可替代的一种力量，所以要把它结合起来。

那么在我们中国怎么结合呢？我是研究改革的。我认为出路就在于我们还要继续推进改革，并且在市场化改革的一些重要领域、关键环节要有重要的突破。恐怕这个改革是解决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的一个重要的结合点。

政府转型是改革发展的重中之重

【主持人】：迟院长，我觉得研究中国的改革问题，研究中国的政府和市场的这种角色问题，我们不仅应该放在当下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还应该放在中国改革开放31年的背景下。就您的观察，中国的知识界，中国的经济学界和中国的思想界目前就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他们有哪些共识，有哪些分歧呢？

【迟福林】：这个问题提得特别重要。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是政府和市场作用的一种磨合的历史；是政府和市场力量共同作用的历史；与此同时也是一个市场从建立到不断完善的一个历史；也更是政府从不断转型，而且在转型的过程中更有效发挥作用的历史。

从我的研究来讲，我认为政府的作用是建立在政府转型的基础上的。比如说在市场主体发育不成熟，市场机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我们政府在一定阶段充当经济建设的主体，比如说众多项目的直接投资主体，有历史的客观性。这是一个历史，这是一个必要经历的过程。但是到市场发育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尤其是市场主体发育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政府就要从经济建设的主体转移到经济性公共服务主体上来，不可能说你就成为一个直接的投资者、直接的建设者、直接的参与市场的竞争者。这个时候你要从直接的建设者转向经济性的公共服务。

什么叫经济性的公共服务？比如说你中长期规划的科学性，比如说你宏观经济政策的预见性、稳定性，再比如说你重要的基础设施，再比如说你有一个好的市场环境。这些事情是市场对政府的要求，也是政府在这样一个阶段当中发挥有效作用的一些基本职能。所以我这些年来关注的或者是研究的重点课题是政府转型。我觉得政府转型构成了我们整个转轨时期政府经济学的一条主线。

随着我们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政府的转型也要经历一个不同的阶段，比如说我在研究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有一个基本性的结论，也就是我所在的中改院大家达成的一个共识，就是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集中到一点，就是我们实现了社会发展阶段的一个历史性的提升。

我们过去30年通过极大地提高经济总量，解决了老百姓的吃饭问题、穿衣问题。就是说生存性的矛盾是一个主要矛盾。改革开放30年，我们从SARS危机到现在，尤其是后五年，尤其是03年到08年我们看得比较清楚，老百姓最需要的是什么？教育的问题、医疗的问题、养老的问题、就业的问题、住房的问题、交通的问题，包括旅游的问题。消费的热点开始发生变化了。这个热点有什么变化？就是生存型消费转向发展型消费。

2008年我们国家消费排在前三位的：第一是食品；第二是教育；第三是医疗。这是排在前三位的。如果放到十年前、二十年、三十年前远不是这样的情况。从消费的这样一个转型能够透视出我们国家已经由以解决人的生存为目标的生存型阶段开始进入到以人的自身发展为目标的发展型的阶段。在这样一个阶段，尽管说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主要矛盾没变，但是矛盾表现的特征发生了变化。我们如何来解决人的自身发展所涉及的一系列民生问题。这是政府必须面对的一个大问题。用现在的话说，我们真正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拉动消费需求，恐怕和这些问题的解决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

【主持人】：迟院长，您刚才谈到市场发育水平。您能不能评判一下我们国家目前的市场发育水平在哪个阶段？您能不能讲一讲我们政府目前在哪些领域过度参与？作为一个老百姓来讲，作为我们普通的一个网友来讲要实实在在看见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您觉得哪些方面的服务是他最需要的？

【迟福林】：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社会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以后，政府的作用到底应该在哪些方面可能有效地发挥，哪些市场可以解决，哪些政府可以解决。所以你刚才提出来首先一个是市场发育成熟的判断。我的总的判断是，我们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这还是一个不成熟的、不完善的甚至是不完整的一个阶段。

所以在这个阶段下我们政府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推进市场化改革，就是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历史性的突破，但是远未完成。比如说我们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我们一般的商品价格形成上市场化程度很高，可是我们在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上……

【迟福林】：比如说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比如说一些重要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包括产权这样一些制度安排，应该说我们这方面的改革远没到位。

所以我建议今年上半年有没有可能推动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能够有一个较大的突破。因为国际环境，国际市场环境给你提供了这样一个机遇。

打破垄断行业禁锢 五方面推进市场化改革

【主持人】：这个是不是您“两会”期间的一个提案？

【迟福林】：我在“两会”当中提出一个关于依靠改革扩大内需，其中我讲了五个方面的改革，第一块就是这个改革；第二块是垄断行业的改革。现在垄断行业的改革我们讲了好多年。但是这项改革总体进展不大，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后退。那么，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打破行政垄断上并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

所以这就提出了以垄断行业，尤其是行政垄断不打破的话，它涉及两个方面的大问题：一个是社会资本进不去。那么这些行业的发展也好，它的活力也好就会受到限制。

另一个，垄断行业这个局面不打破，对于我们整个分配结构上也会带来诸多的影响。我们很多收入分配不合理，从结构上来讲和垄断行业改革的滞后相关。

第三，从这个阶段看我们中小企业的发展，尤其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包括政府报告也提出来了，我们允许民营经济来进入一些基础领域，进入一些服务领域。可是你这个玻璃门并没有打开，看得见进不去呀，怎么进入这些重要的、基础性的行业，怎么样进入一些重要的服务性行业，我们还有很多制度障碍，甚至背后还有很多相关利益的一些制约。

第四，就是跟这个相比我们必须要在推进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这个议论得很多。

第五，就是在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同时加快金融体制改革。

恐怕我们市场化改革至少要有这五个方面的东西要推。这样使得市场的力量沿着它的轨道更好地发挥作用。

政府提供公共服务需要推进

【迟福林】：另一个方面，从社会层面来看发展阶段的变化对政府的要求很高。我们说基本公共产品的短缺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或者我们这个阶段一个相当突出的矛盾。我们过去30年总体上比较好得解决了私人产品的供给问题。绝大多数中国人吃饭的问题、穿衣的问题这些不是一个突出的矛盾。什么是突出矛盾呢？公共产品的短缺现在开始成为一个突出的矛盾。尽管2003年以后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明显加大了对基本公共服务投资的力度，但是这跟社会公共需求转型的这样一个实际需求来看，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过去社会公共需求是什么？要解决生存问题。现在社会公共需求是什么？要解决人的自身发展。就是我刚才谈到的，尤其是五个基本方面的问题：第一是义务教育的问题。义务教育的问题我们现在有很大的进展，但是义务教育问题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地加大力度；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公共医疗。这方面政府下决心未来3年有8500亿的投入，但是无论投资力度和体制改革都面临着许多大问题；第三个是基本社会保障，包括养老和失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方面的覆盖面有所扩大，但是还不够；第四个就是公共就业服务、公共就业培训。应该说我们在这方面，尤其是在面对危机的情况下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第五个是基本的住房保障，就是保障型住房。这五个方面构成了今天老百姓对公共产品的一个基本需求。

我们说如果能够把这几件事情解决好，无论在投资力度还是制度建设上能够把这件事情解决好，我们都会走出一条以扩大内需为基础发展的新路子奠定一个好的基础。所以，今天政府既有一个应对危机、加大政府投资的力度，与此同时老百姓对于政府公共产品供给的需求要加大力度。这个力度无论是对投资还是体制改革来讲都能做到。

【主持人】：就我的观察，可能目前中国政府对于加大公共产品方面的投资决心还是非常大的。但是我有一个担心，就是加大投资这种力度能不能具有可持续性？我们国家的财力能不能使我们的这种投资具有很长的延续性和可持续性？

【迟福林】：这个担心我觉得没有多大的必要。第一，我们整个财政收入状况，应该说中国现在的财政还不是负增长，特别是前些年财政的增长比较快。前两年财政每一周的增长都等于改革开放初期七、八年一年的增长。所以应该说我们的财政总体上具备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能力；第二，我们的经济也不是负增长。尽管我们遇到了困难，但是中国经济的走势、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是存在的。只要你的政策对头，只要你的判断到位，那么中国未来经济的十年、二十年稳定、快速增长的大势可能是存在的。

【主持人】：迟院长您给我打消了一个疑虑。刚才谈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现在还流行一种说法叫“世界看中国，而中国的南方看北方”，这是比较流行的一种观察中国的角度。我们中国日报今天还做了一个报道，就是中国很快会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可能今年最迟明年可能会超过日本，您怎么评价中国经济发展的这种实际的前景？

【迟福林】：我觉得过去改革开放的30年，我们用一句话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大国，中国经济的走势对于国际经济的影响是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地位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举轻若重的。

第二句话，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GDP总量现在不仅仅是30万亿了，有可能我们在总量上很快会成为第二、第三。但是必须客观地说我们是经济大国，还不是经济强国。这一点要保持一个清醒的认识，就是中国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这样一个阶段的跨进还需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努力，还需要中国人集中我们自己的力量加快这样一个进程。

当然在这个进程当中我们的国际经济地位越来越强，我们需要有自己的发言权，我们需要参与一些规则的制定。比如说人民币的国际化它就开始成为一个提上日程的事情，可能会逐步成为一个现实的事情。这在过去我们讨论的十年中大家还没有看到多大的希望，今天我们看到它不仅成为一种希望，而且可以逐步地成为一种现实。所以这种背景下，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完全取决于中国自己经济发展的态势。如果你再稳定发展十年、二十年，我想我们才能由一个经济大国转变为一个经济强国。所以我们现在的主要目标就是，在反危机状态下，不是说要援助这个援助那个，中国要实施国际主义，就是我们的主要矛盾是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顺利地推进。如果这个进程比较快，也比较顺利的话，我想它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越来越大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市场，中国的快速发展对世界各国都有利，尤其是对一些发达国家更有利。所以说我们的主要矛盾是取决于这样一个转变。

金融危机不会阻挡中国改革步伐

【主持人】：迟院长您长期研究中国的改革问题，您刚刚也提出中国改革将要面临的一些挑战和一些重大的策略和方向，但是在当下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您有没有担心我们的金融危机会放慢改革的步伐？

【迟福林】：现在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但是我还是满有信心的。我自身可能是理想主义色彩多一些，我始终有一种做事的冲动，有一种研究改革的冲动。在我看来，中国的改革尽管困难很大，但是远没有完成；尽管很复杂，但是也只能走改革这条路。如果退回去走别的路子，恐怕是行不通的。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相信我们会在危机当中来找出它的历史机遇。把危机变成一个机遇最重要的就是看你善不善于危机当中能够像这次温总理的报告中说的“在深化改革中破解难题，在扩大开放中赢得发展机遇。”我想这两句话十分重要。

我们最近在做一项研究，提出我们应该把危机变成一种历史机遇，取决于四方面的改革：第一个是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突破。我刚才谈到了。第二个就是以积极的社会变革来化解社会压力。为什么说积极的社会变革能化解社会压力呢？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      我们的经济问题已经引起了某些突出的社会问题，比如失业问题。它不仅仅成为了一个经济问题，而且已经成为了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在这个背景下如果把失业问题解决好了就可以防止社会问题反过来推动经济中某些问题的恶化，就是我们说的“双传导机制”，就是经济问题传导到社会中，比如说产生了大量的、相当规模就业困难的问题，但是我们防止把这些社会问题再传导到经济上，如果这样“双传导”的话恐怕就会有问题了。我们用积极的社会变革，比如说我们现在也能够把农民工纳入到城镇的公共就业培训体系中来，中央政府拿两三百亿集中解决现在的就业培训问题，可能我们就会防止这样一个社会问题再传导到经济上去。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积极的社会变革重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进程化。因为中国正处在转型中，有人一再说：“迟福林，你谈这个公共文化是一个长期的事。”我一再地讲这不仅是长期的事，更是短期的事。因为现在老百姓手头相当一部分人不是没有钱，相当一部分是对环境的担忧。这个环境是什么？就是消费预期。我未来的子女教育怎么解决，我未来的房子怎么解决，我的医疗怎么解决，养老怎么解决，我就业问题怎么解决。那么这些消费预期它靠基本公共服务的投资力度和它的制度建设来解决。所以说我们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投资力度，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建立。这样能够建立一个良好的消费预期，可以拉动和刺激当前的消费需求，同时又为中国未来拉动服务产业的发展，逐步地提高消费比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所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它绝不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所以我一再呼吁政府在出台的4万亿投资计划，其中一部分投入到民生领域。我建议未来几年在投资于基本公共服务上至少有几万亿的投资计划。同时，这次两会中我也提了一个提案，就是“要尽快出台全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规划”，要老百姓知道三年、五年、八年、十年我的基本公共服务是什么样子，你可以放心。这样的话，我想我们在化解危机和寻求刺激拉动消费上会找出一条路子。

所以这两天很多记者问我，“为什么你不主张发放消费券？”我说，“消费券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我是一个决策者的话我可能把这个钱集中起来解决基本公共服务问题。因为这件事情对短期和中长期都会有效，而且会起到根本性的效果。”所以积极的社会变革，当然还涉及到一系列其他的问题，关于利益和诉求的表达等等。     

第三项就是实行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我们是一个大国，我们必须在实行对外开放当中有效地保护贸易主义。中国已经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在这个背景下要采取措施鼓励我们的企业走出去，把“走出去”作为一个大战略。在现在的背景下我们实施积极的对外贸易，继续加大吸引投资的力度。所以我们有一个扩大内需，同时也有一个稳定外需的问题。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如何稳步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我想这些事情组合起来我们能实行积极的对外开放战略，就可以像温总理的报告中说的“在扩大开放中赢得发展机遇。”

第四项改革很重要，就是政府自身建设的技术。以政府转型为基础的政府建设和改革成为我们当前所有改革的一个关键问题。我们很多的问题要突破，我们说市场化改革、垄断行业的改革、社会变革都取决于政府转型。政府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你如何才能有效地把这些作用做好。比如说食品安全问题是去年“两会”的一个很大的问题。食品安全，总理说教训太深了，深在哪里？就是不能不说跟我们政府的自身建设和改革联系在一起，我们在食品安全监管的体制机制建设上是不适合现在这样一种刺激需求的。所以政府的转型问题和政府的自身建设和改革问题成为我们整个反危机中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说提振信心，我举个例子，关键在于哪里？关键在于我们每个人对于政府要有信心，我们相信政府的4万亿投资能够取得预期目标。我们相信政府的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计划能够取得目标。就是我们社会的每一个人或者是全社会对于政府的信心提升了，使政府有公信力了，那么我们在危机当中所谓提振社会信心、提振市场信心应该说具有了一个重要的保障。所以政府的自身建设和改革不仅是我们推进各项改革一个重要的、关键性问题，而且更是当前解决信心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如果在反危机当中能够把这些改革做好、推进，我想我们就会化危机为机遇，使危机在经过这么一个经济困难的过程后走上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多数专家支持政府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投资

【主持人】：院长，您和您的团队所提出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概念，是去年联合国（中国国别）人类发展保障里面的一个主题。就您所知国际上对于您提出了中国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个框架，他们的反馈怎么样？

【迟福林】：前不久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委托，由我们院和我来支持完成了一个以汇集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为主题的《2008-2009中国人的发展报告》。

这个报告发布以后在国际社会反响非常强烈，我看到了世界20几家主要的媒体对它的评判，他们都认为这是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单是他们，在去年年底，中改院对360多名中国的官员和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的专家做了一个改革调查问卷，将近80%的人认为今后政府的投资要逐步放在基本公共服务上。

中国信息统计中心，国家统计局下面有一个经济学家的调查问卷，也是高达80%以上的经济学家主张未来的投资应逐步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投资，就是越来越多的共识现在看到了。我们推进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型是很重要的一项任务，除了我们增长的体制机制需要改革，其中很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要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进程。把这件事情做好，我们说汇集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我在《人类发展报告》最后的结论当中，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写了一段话，就是：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汇集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它的意义可以同过去30年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相提并论。因为它所涉及的人口规模在世界上是空前的，它对于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重大的。

【主持人】：祝贺你，迟院长。可能很多网友不知道我们迟院长所在的海改院是在海南，是在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这样一个地方也容许他们有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去思考中国的信息问题、长期问题，中国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据我所知，你们现在也对金融危机非常关注。就在这一个月之内你们在伦敦的20国峰会之前还会有两个比较大的动作，您能跟我们的网友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

【迟福林】：谢谢你提出的这个问题。从去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开始我们就思考这方面的改革问题。我们从去年下半年曾经召开三次大型会议，讨论危机背景下的中国改革。一大批中国专家，像吴敬琏都参加了这样的会议，以“变化和选择”为主题讨论下一步中国的改革问题。

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从今年春节到前不久，我们请了北京几个知名专家一起讨论，包括最后经过春节加班加点，有一段时间，包括我本人加班加点，靠吃点安眠药来休息，这样我们快速形成了一个十几万字的“危机挑战改革的研究报告”。这个研究报告在这个月中旬将由中国经济出版社正式出版。

我们已经定于这个月17号下午在北京召开这本书的新闻发布会。我们想向大家介绍这本书，我们想通过这本书的出版来使更多的决策者和相关方面了解我们在危机状态下如何划危机为机遇的一些改革建议，使它能够产生它应有的作用。这是第一件事。

到时候我们想邀请几个编委，我们有几个编委，也有曹远征，常修泽，汪玉凯，孙立平和我。我们五位共同回答记者的问题，同时向大家介绍这本书，向社会各方面推荐这本书。

【主持人】：据我了解这几位教授都是来自于不同的背景，知识背景都不一样。你们在这个过程中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你们是不是认为在经济危机背景下中国的转型是一个系统性的转型？

【迟福林】：是的，你说得十分重要。这几个专家都是各个领域的知名专家。他们的参与对于这个报告起了重要的作用。我们研究这个报告正是适应了这样一个东西，我们讲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型第一涉及到了经济增长、体制机制的转型；第二涉及到我们社会公共需求的转型；第三涉及到政府转型；第四也涉及到对外开放的一些战略的调整。

【主持人】：您继续讲你们的第二件重要事情。

【迟福林】：我们的第二件事是在这个月28号、29号我们中改院将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德国技术合作公司、越南中央经济管理研究院以及中国商务部、中国经济技术交流中心联合举办以“危机与增长”为主题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改革政策对话。这个会议的人员规模将近300人左右，而且讨论的议题非常广泛。从现在代表的结构来看，到目前为止有来自于13个国家的代表参加这个会议。我们北京很多的高级官员和重要的专家都想参加这个会议，我们也很希望借助于中国日报、中国日报网的参与使得这个会议的成果让更多的人了解。

【主持人】：我们一定会这样做。我相信在全球应对金融危机，在20国伦敦峰会即将召开之际，您的这两项活动会具有很大的推动力。

【迟福林】：我十分希望我们这项研究能够得到越来越多决策者的关注，也得到越来越多社会公众的关注，也得到越来越多像中国日报、中国日报网新闻媒体的关注，并且通过你们让更多的人了解它。对于我们来说辛苦不辛苦不是最重要的，我们很想使我们这种劳动的成果，有助于中国化解危机，有助于中国的全面转型，有助于中国未来持续、稳定地发展。这是我们的心愿，也是我们的理想。现在也是激励我们一个不懈努力的动力。

【主持人】：迟院长，让我们一起努力。据我的观察，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发展有两个引擎：第一个引擎是房地产；另外一个引擎是我们的制造业。但是目前来看，就我们国家目前推动经济下一步继续发展、摆脱危机这样一个引擎似乎看得不是特别清楚？您作为专家，觉得我们下一步带领中国经济向前发展的引擎在哪个地方？

【迟福林】：应该说我们现在还是比较清楚的，一方面在应对危机当中全面地振兴产业规划是比较明确的，就是我们基础领域的建设和重点行业的建设规划会陆续出台；与此同时我们面临着发展方式的转型，在我看来未来5到10年中国服务领域的发展将成为中国发展重要的、值得各方面投资者关注的一个重点领域。因为中国社会的消费需求逐步开始集中于发展型的消费需求。所以很多的消费热点是由于这种消费需求的变化而产生出来的。所以一个发展阶段需求的变化会推动着服务领域未来的发展。我希望很多投资者越来越多地关注这件事情，我们也在努力，通过政策的调整和改革能够推动我们这些服务业领域的发展。

【主持人】：迟院长，服务业的发展是我们国家在制定经济计划过程中面对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应该说近几年我们从各种政策里面有看到了国家要加大力度推动服务业的发展，但是进展还是比较缓慢。您觉得我们的瓶颈在哪个地方？您怎么看待这个前景？比如说5到10年内会不会很快发展？就您的研究，有没有这样一个发展的速度或者是比例？

【迟福林】：在我看来服务性消费的比例会占的越来越大。某些服务性的消费将成为社会公众的消费热点。在这样一个大势的情况下，我判断未来5到10年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会有一个重大的进展。

关键取决于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谈到的，我们第一要适应这种发展秩序来调整我们的相关政策；第二来推进服务领域的改革。现在我们提出的产业振兴规划九个是第二产业的，只有物流业是第三产业。我们未来的政策随着化解危机之后要越来越多关注这些服务领域；第三就是服务领域一定要打开这个大门，让政府的力量、市场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能够发挥得合理。现在有一些重要的服务领域社会资本进不去。未来恐怕服务领域的发展也绝不是政府要唱独角戏的，是市场力量要起作用，是社会力量要起作用的。所以一个是政策的调整，一个是体制改革。我想这两个事情是最重要的。

海南将建成“国际旅游岛”

【主持人】：迟院长所在的研究院在海南。它不仅是研究中国的问题，不仅从国际的角度去研究中国问题。据我所知，我们的研究院还研究一些关于海南和中国特区发展的问题。您觉得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的特区发展下一步是怎样一个战略？

【迟福林】：我们这个研究院1991年诞生在海南，全称是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它的建院宗旨是“立足海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我们的机构特点是一个独立性、网络性、国际化的特点。我们的体制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我们从91年建院到92年实行企业化管理，93年建立以股份制为基础走出事业机构发展的新路子。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吃财政饭，完全是努力地考虑各方面的支持，包括海南省委、省政府的支持和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和自身的努力走上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路子。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诞生于海南，也得到了海南的支持。我们把海南问题的研究一直作为我们研究的重点之一。比如向“国际旅游岛”是我们八年前提出的。昨天政协大会上正式作为一个题目提出来了，贾庆林主席的工作报告也提出来了。

我想未来的海南是一个更加开放的海南，未来的海南是一个环境更优美的、发展速度更快的海南。我们现在所做的课题有几项：

第一就是如何推进以国际化为目标的海南“国际旅游岛”的行动进程。这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想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对这件事情海南会发出声音来。

第二我们做的重要课题是推进海南城乡一体化进程。因为在我们的研究看来，中国是最有条件实行城乡一体化的，当然现在是重庆、成都，可能除了这两个城市海南是最有挑战的。无论是资源的整合还是发展的趋势，尽管它的工业化水平低，但是它的资源整合和发展趋势如果搞得好，城乡一体化的总体进程会走到全国的前面。

第三我们更多地研究海南的体制创新。在体制和政策当中海南能不能有些重大的突破。我从北京到海南已经21年了。我们在主要关注全国改革的同时也把很大的一份心血献给了海南。所以我们十分愿意为海南的发展，我们尽心尽力，也十分希望海南能成为全国人民的一个大花园，为全国人民保留一个休息、渡假的基地。

【主持人】：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访谈就到此结束。谢谢迟院长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网友。

【迟福林】：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