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在日本东京工学院大学孔子学院，孔子学院学员本间道子在学习中国水墨画。新华社记者季春鹏摄

制定话语权战略

要跟上国家发展的节奏，以核心价值理念为载体，建设发达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

周方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公共外交的目标必须是战略性的，具体来说就是化解中国发展的压力、减少中国发展的阻力。中国的发展速度非常之快，提升话语权的公共外交的节奏要跟上。改善国家形象要通过代际更替，指望一代人改变印象是很难的。公共外交话语权是一个流水线，它包含很多层面，包括政府的偏好、人文学科的建设、政府的实际政策行动等。

张志洲：我们需要明确如何提升话语权。首先要有国家的大战略。没有实质性的战略内容是不行的，而具体的行业部门也应有具体的话语权要求。话语要系统、有体系，要对国家有清晰的定位，要重构核心价值理念，要建设发达的人文社会科学。

刘贞晔（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提升中国的话语权，还要重视中国应该用什么来提升话语权。一般而言，提升话语权的主要载体还是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要敢于和对象国社会中的舆论权威进行竞争，这是衡量中国外交是否取得成效的一个重要标准。在话语权建设过程中，还必须解决精英领导大众的问题。如果精英缺少对大众的理解，就不能有效领导大众，就会大大压缩话语权空间。

余万里（北京大学副教授）：提升中国话语权主要有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从对内的角度来看，国内媒体争的是国内话语权，如果在国内失声，那么在国际上就没有发言权。舆论的引导针对大众，更针对精英。因为精英的意识本身比较混乱，所以政府会有一些担心。美国虽然在表面上很自由，但事实上，美国精英阶层有讨论的边际性，他们知道进行讨论的自我约束的边界在哪里。

很多人曾认为中国对外宣传应以传播中国的古典文化为主。好莱坞拍摄电影《花木兰》，以别样的方式讲述典型的中国故事。这是我们需要不断加强的方面，即用西方人熟知的语言和故事传达中国的价值观。但需要明确的是，西方对中国传统的认知首先是好奇，不可能由此完全认同中国。

需要注意方式方法

坚持用先进的价值观对外讲话，树立理性和成熟的话语体系,加大话语表达力度，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声音

邹建华（中国外交部参赞）：提升话语权要注意方式方法。在方式上，我们不仅要增加对外传播声音的覆盖率，而且要参与国际议程的设置。事实上，很多新闻媒体都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等中国主流媒体在海外都设立了分社，同时也在采取诸如收购外国媒体的行动。公共外交活动已经提升到议事日程上来，尤其获得了外交部的高度重视。

如何提升行动的效率，这是十分急迫的任务。外宣效果取决于时效性、公信力、针对性和亲和力，这四点是灵魂。外国对中国了解不多，应采用对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来进行对外宣传，可以适当淡化政治色彩，突出人文因素。

在具体方法上，我们需要注意转变话语体系，减少情绪化语言的使用。现在还有一些语言停留在很早阶段，过于情绪化，过于生硬。在一些问题上，国内网民听起来很有力度的一些话，其外宣效果却适得其反，给人一种话语体系不成熟的印象。要努力树立理性和成熟的话语体系。我们越是处于舆论中心，各种评论中国的声音会越多。因此，要学会坦然面对，要有大国胸怀，不能沾沾自喜，不能指望永远在掌声中前进。

江忆恩：中国需要注意不让话语的多元化导致传递相互矛盾的信息。虽然，这种多元化有其积极意义，它会使美国人改变对中国一成不变的印象，但这同时有可能导致政府发出权威声音的力度变小。这可能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困境。

每个国家都试图向外传播自己的积极形象，但这些积极信号都构成了一成不变的固化形象，使民众更加关注彼此之间的不同。社会学的理论告诉我们，两个人认为他们越不相同，他们越有可能将彼此之间的关系视为竞争关系。这是强调自己特殊性的问题所在。

应当借助公共外交发现对象国的意见领袖，然后影响他们，再借助他们的地位，去影响对象国的整体舆论。社会交流对促进彼此关系的改善是有裨益的。让对方对自己的态度发生改观的方法在于使对方认识到我们之间存在相同之处，而不是去强调彼此的不同，其方式主要就是社会交流，比如旅游、留学等。这些都将有效减少民众对彼此间不同的认识，所以仅仅开展政府之间的交流是不够的。

张胜军（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近年来，中国在提升话语权方面进步很大。中国和其他国家互动增加，在此过程中，我们应该加强话语表达力度。举例来说，在一次讨论达尔富尔问题时，外国学者问我为什么中国不向有关方面施加压力促使问题的解决。我的回答是，这涉及到话语权的问题。中国强调重视发展，因为发展能从根本上改善人权，这是有依据的，但这个观点并没有在西方产生共鸣，其原因就在于话语权。要代替西方的话语体系是不现实的。努力的方向应是在既有的话语体系中找到立足点，或者说找到突破口。这就是话语权背后的战略逻辑，而不是仅仅从话语的技术上加以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