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

1992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在其《21世纪的角逐》一书中做过统计，在1870年至1988年的118年间，世界上以人均收入为标准排名最富的国家几乎变动不大，仅有两个人口很少、自然资源却十分丰富的石油输出国——阿联酋和科威特进入这一行列，而自然资源丰富但资源价格较低的新西兰、阿根廷、智利甚至从富国行列中消失。他由此得出结论：“穷国要想挤进富国行列几乎没有可能。”

李慎明就此向本刊记者提出了自己的疑问：“现在世界上共有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192个国家），搞社会主义制度的仅有5个国家，即中国、越南、朝鲜、古巴、老挝。除此之外，其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搞的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但富国却只有20多个。而其中许多富国遭遇到严重的债务危机。这说明什么？”他的结论是，穷国挤不进富国，也就是资本主义救不了穷国。

“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包括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的、举世瞩目的成就，靠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他将其简称为“中国道路”。

基于新中国建设60多年的经验和探索，采访中，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为本刊记者总结了“中国道路”的三个决定因素：

其一，不断增加现代化因素，最大限度扩大生产、创造财富，最大限度利用现代知识、科技、教育和信息要素。

“从本质上来看，中国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落后者，其现代化过程是一个不断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包括经济追赶、教育追赶、科技追赶、信息通信技术追赶等。”这位拥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国情研究者描述了中国的雄心，“凡是发达国家所具有的现代化技术，中国都要拥有，并普及于全国城乡。凡是发达国家正在创新的现代化技术，中国都必须创新，成为领先者，同时惠及于中国和世界。”

其二，不断增加社会主义因素，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资本主义因素可以使人们富裕起来，但是不能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因素不仅使人们更快地富裕起来，而且使人民共同富裕起来。”胡鞍钢认为，社会主义在中国本身也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不成熟、极不发达阶段，80年代不发达阶段，至今才形成了比较适应、比较成熟、比较成功的阶段，“但还不完善、还不均衡、还不平等，今后还要走向更为成熟、更加均衡、更加公平的阶段。”

他强调，只有不断增加社会主义因素，才能真正凝聚十几亿人民，有效动员社会各种力量，充分激发人民的创造力，共同分享发展成果；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才能保证政治上实现民族团结、多元一体、国家统一、长治久安。

其三，不断增加独特的中国文化因素，对构建中国特色的理想社会有重大创新，如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共同富裕社会、学习型社会、健康型社会、安居乐业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等等。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建设和发展现代文化，增强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为增进世界丰富多彩文化作出贡献。

“这三个基本因素的发展，也决定了中国道路的路线图。”从发展水平及阶段来看，胡鞍钢认为将分四步走：第一步(1978～1990)从绝对贫困到温饱水平；第二步(1990～2000)从温饱水平到小康水平；第三步(2000～2020)从小康水平到小康社会；第四步(2020～2030)从小康社会到共同富裕社会，“大体经过四个阶段完成占世界五分之一的十几亿人口的现代化。”

“中国道路的原创性决定了这条道路不是一条笔直的大道，而是一条曲折复杂的、历经艰辛的万里长征之路。”这位中国国情研究领军者30余年如此分析判断。

“不过，历史与未来都将证明，中国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