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债危机与美国财政悬崖问题悬而未决、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兑现为人民谋幸福的政治承诺已成为一张“高额支票”，促使各国的执政党探索善政善治之道。

在此间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胡锦涛宣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共同创造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按照中共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到２０２０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２０１０年翻一番。中共还将“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与会代表们指出，这一指标既包含了打造“强盛中国”的内涵，也包括了建设“幸福中国”的内涵，体现了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的宗旨。但是，如何实现幸福，却是一个开放性的世界话题。

“人民幸福”的全球难题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一直相信物质的发展是幸福的源泉，国内生产总值被广泛接纳为指引幸福的基本路标。伴随次债危机与主权债务危机的暴发、全球环境的恶化、社会动荡的发生，很多人的生活安全感下降，改良现有评价体系的实践正在全球展开。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已倡议制定一个比国内生产总值更能衡量环境社会影响的指标来反映人们的幸福水平。由３４个发达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甚至还发布了首个“你的更美好生活指数”。

金融危机下政府优先考虑的议程究竟应该是经济增速，还是内在幸福？

中国在多个省市也推出了一系列旨在优化政绩考核、促进“幸福指标”的举措。但是，群众的反响各一，不少人认为幸福是基于个人一地一时的感受，无法进行量化衡量。

经济增长与幸福的关系也呈现了复杂的关系。《小康》杂志和清华大学媒介调查研究室日前联合发布的“２０１１－２０１２中国幸福小康指数”，收入依然是最影响公众幸福感的因素。

从广东省发布的幸福评价指标来看，经济增长和幸福水平却并非正相关。２０１１年，经济最发达的两个城市广州和深圳的群众幸福感在本省排名中处于中游偏下位置。

广东省统计局局长幸晓维说，这一结果符合国际经验，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７０００美元以后，幸福指数不会与经济增长同步变动，甚至会出现趋势相逆的情况。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２０１１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５４３２美元，按现在可比价计算，与４０年前的美国不相上下。

这意味着，从积弱积贫到小康社会再到富强、繁荣的现代化国家，中国的经济发展仍有很大的空间，但同时中国也需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避免把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幸福征途上的唯一路标。

十八大代表、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说，从单一追求经济现代化到囊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更为全面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已进入全面推进、全面协调、也更加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阶段。

求解“人民幸福”的中国之道

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

综合中国已发布的各类远景规划，２０２０年，中等收入者将成为中国社会的主体，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将覆盖全民，中国将进入创新型国家之列。

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居全球第二，但要到２０２０年中国才有可能全面解决无电人口用电问题，使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都通上水泥路，使每个自然村接上宽带，每个乡镇卫生院都配备１名全科医生。

长期从事民调工作的广州市社情民意研究中心执行总监王文俊说：“贫困的、低水平的、短暂的愉悦不是幸福，富裕的‘焦虑’也不是幸福。探索制定一套可测量、可考核的幸福指标就是要迫使各级官员去探寻百姓幸福的‘最大公约数’，使人们更加趋近幸福。”

与发达国家的幸福挑战不同，中共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在于弥合差距。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向晓梅说，经济发展速度快的地区，中共和政府要满足人们由‘生存’到‘发展’的多元幸福诉求，在老少边穷地区最迫切的任务还是脱贫致富。

十八大代表、中共益阳市委书记马勇说，农民与城镇居民收入的差距仍然在拉大，需要改革城乡二元的土地产权制度，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

面对复杂的国情，广东省委党校原副校长陈鸿宇认为，中共要兑现为人们谋幸福、同步进入小康社会的承诺，不能光看平均水平，漠视不幸福的地域和个体，必须识别不幸福的人群，寻找影响幸福指数提升的根源，从而提高整体的幸福水平。

《从“广东制造”到“广东创造”》一书作者大卫·弗格森认为，过度的物质主义倾向是西方国家的教训，对中国来说，幸福治理和经济转型同等重要。（记者 程云杰　詹奕嘉　李自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