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们实在不能把这种慷先驱之慨的做法称为“幽默”。尽管没有谁规定抗日题材文艺作品只能用现实主义手法来讲述，但毕竟那段切肤之痛的历史相去不远。中国尽管取得了八年抗战的最终胜利，但我们的前辈也付出了极为惨烈的代价。这种代价因为侵略者人性中的恶，也因为中国近代以来在文明上的落伍。我们的胜利是用巨大的牺牲换来的，这是我们认识那段历史的基本理性。

现如今，抗日题材电视剧悄然卸下了宣传教育的“包袱”，变为纯粹的娱乐品，自是有它的内在逻辑。但这种“自我解放”也确实够“彻底”的，连基本的公共理性也置之不顾，血肉之躯铸就的抗战精神在“神剧”中已被空洞化和游戏化，变作掩护暴力刺激的一张虎皮，真可算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了。

然而编创者又是极其“理性”的：爱情、暴力、悬疑、时尚、性感……一个都不少，然而在坚持大是大非的前提下，对人性的复杂多一些细腻的刻画，因为可能被不理性的声音所“抗议”，这样的尝试却不愿碰触。非但不敢突破简单化的观念窠臼，还用离谱的编造强化陋见，“民族大义”的包裹下，“神剧”们实则是精明的商业算计。

电视剧不必是教科书，但一定不能是罔顾公共理性的反面教材。毋庸置疑，在大众文化中，情爱、武打、警匪等内容其实是人的性、攻击、破坏等本能欲求的“替代性满足”，要引导受众心安理得地疏泄这种欲求，需要在讲述这些内容的同时进行价值观介入，所以“正义战胜邪恶”、“好人好报”等主题几乎成了所有通俗故事的标准配置。好的故事把欲望与道德这两个“死对头”如此和谐地编织在一起，既疏泄人们内心的欲求，也再次强化了道德、价值观和公共理性，使人处于心智平衡的状态。

但毕竟，情爱、武打、警匪与色情、暴力、凶杀之间有着内在的共通性，如果故事过于离谱，缺乏基本的公共理性和价值观介入，文艺作品就越接近于赤裸裸的欲求本身。比如，当人们对暴力的依赖被文艺作品过分强化，那么暴力的对象是当年无恶不作的日本鬼子，今天在中国饭店用餐的日本民众，还是日本牌子的中国制造汽车，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令人痴迷的，是暴力本身。“抗日神剧”庶几近之。

当年义和团运动“神功护体，刀枪不入”以惨剧收场，带着如许悲壮的意味，又何尝不是因为落后甚至愚昧。今天，借助无与伦比的奇妙想象和神乎其技的电视特效，义和团的旧梦终于重圆，却如此让人哭笑不得。难道真的是因为我们强大了，再不必反思历史，而一下子从自卑走向自信了吗？（董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