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儿科医师，什么样？

　　德国的医疗服务体制比较完善，儿童更是能得到周全良好的医疗保健服务。全德国18岁以下儿童和青少年约1500万，有儿科医师1万多人。其中有近6000名儿科医师工作在4580个私人儿科诊所里。首都柏林的儿童、青少年医疗条件得天独厚。在330万人口的柏林，有6家大型专科儿童医院和240家私人儿科诊所，共有儿科医师700多人，儿科医师与儿童的比例为500比1。儿童就诊的过程通常是：一般的感冒发烧，头疼脑热拉肚子或者例行检查只需到私人医生诊所就诊。患儿可以选择离自己家近的或者是自己喜欢的诊所，如果不满意，可以随便换到其他诊所就诊。如果诊所医生根据病情认为有必要转诊，患儿再转诊到儿童医院。急诊患儿也可直接到儿童医院就诊。

　　在德国去医生那里看病要提前预约，这样预约定下的时间专属于预约者，医生也没有时间压力，特别是对待儿童患者，可以耐心细致地了解病情，根据患儿的各种心理和生理状况给予很好的咨询。在遇到流行病发作期或有疫情时，很多家长都把私人医生请到家，尽量减少交叉感染的机会。

　　在德国医学专业学制一般是6年，毕业后获医学博士学位，并需要在公立医院工作至少2年，才可正式开业行医。而要成为一名儿科医师除了6年医学院的专业学习外，还需要具有最少5年的医院实践经验。儿科医师属于专科医师，不论收入还是社会地位都很高。

　　而俄罗斯的儿科医学教育，在世界上是久负盛名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圣彼得堡国立儿科大学。该大学始建于1925年1月7日，既是世界上第一所，也是俄罗斯唯一一所专门培养儿科医生的高等院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该校招生名额只有500人—600人左右，1949年起，该校开始招收外国留学生，1951年成立了儿科医生进修系。迄今为止，共有1万多名儿科医生在该校进修，培养了4万多名儿科医生。

　　2012年起，该校正式被命名为圣彼得堡国立儿科大学。除了承担培养儿科医生任务外，该校还是一个具有众多医学科室的医疗单位，医院不仅被用作学生进行实践的基地，而且还是在全俄都很权威的儿科医疗机构，这里具有强大的科研基础，还具有历史悠久的列宁格勒儿科学派传统，医院有咨询和诊断中心、门诊和20多个科室的住院部，有815个床位，每年10万名儿童可以在这里得到专业的医疗救助。（本报驻柏林记者柴 野 本报驻莫斯科记者 杨 政）

　　重设“儿科方向”教育专业，有用吗？

　　3月25日，星期一，上午7点不到，记者赶到上海市儿童医院，挂号大厅前已经排上了长长的队。

　　“儿科有三高：高危人群、高危科室、高危工种”。说起儿科医师的职业环境，一位医生引用这样一句圈内流传的说法。他告诉记者，人们往往只看到儿科医院常年排着的长队，抱怨挂号难、看病累，却少有人关注儿科医师的生存状况和职业感受。“每天八小时不间断，看100多个病人，谁吃得消？”

　　“反复就诊多、急诊多、病情变化多，花在一个儿科病人身上的时间绝对不会少于给成人看病的时间，甚至是成倍的工作量。”当了30多年的儿科医师，复旦大学副校长、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院长桂永浩对此深有感触。

　　工作量大，职业压力大，造成儿科医师普遍紧缺，愿意从事儿科的医学专业学生少之又少，就业后的人才流失率更是居高不下。

　　如何破解儿科医师荒？不少人将目光投向从1998年开始国内医学院陆续撤销的儿科学专业，希望从医学教育中寻求解决之道。2012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重新开设全日制本科“临床医学儿科专业方向”，面向全国招收30名临床医学专业儿科学方向的本科生，并打通“本硕连读”。一些医学院校也主动开始了探索。这些改革举措也激起了更多的关注和思考：究竟怎样才能培养一名优秀的儿科医师？

　　“回到1998年，回顾当时教育部为什么要撤销儿科系，无非是希望在校医学教育能够赋予学生宽广的视野、综合的能力。”桂永浩说，从现代医学教育培养模式来看，大致有三个阶段：医学院学习；毕业后教育；进入职业后的终身培养。而在校医学教育，主要是培养成为一名优秀的临床医师所必备的基本素养、素质、基础知识、基本能力、思维方式、眼界等等，首先应该是一种“宽口径”的培养。

　　桂永浩认为，从医学教育的角度来讲，开设儿科专业方向可以探索、尝试。比如，可以在在校学习规划中多增加一些能够接触儿科临床、接触儿科病人，了解儿科学科新发展的实践和课程设置，培养对儿科的兴趣和热爱。“但这不等于在大学培养儿科专科医师，培养出来的还应是具有综合素质的医学生。”桂永浩强调。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副院长黄钢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教育部当时作出取消儿科学专业这一调整的主要考虑是，临床专业学生应先打好基础，其后再进行某一专业领域的深入学习。事实上，我们此次招生计划调整依然兼顾了教育部的这一培养思路。我们新设的是临床医学专业儿科学方向，而不是独立的儿科专业。”黄钢说，单设儿科学专业使学生只注重儿科专业知识，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桂永浩透露，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计划明年开展儿科专业方向的培养试点。他同时提醒，恢复儿科专业方向，并非解决儿科医师紧缺的根本之道。更应引起关注的是，医院现行的管理机制、配套政策对儿科学科的发展不利。

　　“如果医院的管理机制不调整，儿科医师的职业环境不改善，培养再多人才进入儿科临床工作后，又能怎样？”桂永浩说，“一面在培养，一面在流失，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这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而是一项系统的工作。”（本报记者曹继军 颜维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