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网瘾是病”的论断从何而来，您的界定标准是什么？

陶然：世界卫生组织对疾病概念早有定论，界定时需要遵循两条标准：1、社会功能（包括人际关系、工作学习、日常生活）受损；2、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痛苦。以这两条标准来衡量，我由此得出“网瘾是病”的结论，由此开始标准制定工作。

从2005年到2008年，我和团队对1200个病人人均400多个临床、心理症状和体征进行了概率统计分析，按照每条症状的出现频率进行按次排序，低于50%的症状摒弃。

随后，我们又选取了近500个样本，每个孩子由两名医生进行问卷调查，将其中表现出的最相似、一致的症状罗列出来，再按照出现频率进行统计。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使用了六台电脑，耗时半年，而从最初立意到最后终于被确立为国际标准，前前后后长达八年。可以说，我们经过了一条艰辛的长路。

之所以说是长路，一方面就国际方面而言，根本没有“非物质成瘾”这个章节，更别提将之确立为一种病。就国内而言，大部分学术意见将之归纳为“冲动控制障碍”或者“病理性上网”，认为不该重提已经被国际社会摒弃的“成瘾”语言，这就抹杀了网瘾病症原本具备的“渴求”、“戒断反应”两条最鲜明突出的特点。这是课题研究之初最大争议之处。

记者：DSM-5中的网络游戏成瘾一共有九条诊断标准，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内容吗？

陶然：这九条中有八条来自我制定的《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中的症状标准，再加一条严重程度标准。包括：渴求症状(对网络使用有强烈的渴求或冲动感) 、戒断症状(易怒、焦虑和悲伤等) 、耐受性(为达到满足感而不断增加使用网络的时间和投入的程度) 、难以停止上网、因游戏而减少了其他兴趣、即使知道后果仍过度游戏、向他人撒谎玩游戏的时间和费用、用游戏来回避现实或缓解负性情绪、玩游戏危害到或失去了友谊、工作、教育或就业机会。

记者：《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纳入正式出版的DSM-5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三部分中的网络游戏成瘾的意义和影响何在？

陶然：这个标准的制定，有利于推动戒网瘾机构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就是要有更多的专业医疗力量进行科学性的救治。设立戒网瘾机构，也要有专业性认证和许可，不但要克服戒网瘾机构专业力量不足的乱象，关键是要给沉迷网络的孩子以有效的帮助。另外，标准的清晰制定也有利于让更多孩子得到更及时更好的治疗并让其获得相关知识，医生有了较为科学的指导依据，而且一旦将之划定为疾病范畴，就可能引起政府和相关部门更大关注，可能纳入医保范围，可以减轻部分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的负担。家长、家庭对此事也会引起足够重视和警醒并获得相关知识。此外，这一科研成果可以提高我们在国际医学舞台的国际地位，对年轻的科研工作者是种巨大鼓舞。

记者：中国的网络发展在国际上并非最发达的，但是对于网瘾课题的研究却是走在世界前列，在您看来主要原因是什么？

陶然：首先，中小学推行应试教育，孩子们大多没有丰富的课外娱乐生活，容易将网络当做单一的寄托。

其次，家庭教育不当也是关键因素。“自恋型”的母亲和过于理性的父亲容易造就网瘾孩子。其中，“自恋型”的母亲主要表现在过度控制和要求完美，以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替代孩子切身的体会和感受，实际上是以自我为中心和自我满足。而过于理性的父亲则很少注入情感因素，忽视亲子教育，过于硬化教条。这种家庭容易造成孩子各种心理问题，实际上也遏制了孩子们的创新能力。

最后，则是源自时势造就。2002年“SARS”时期，孩子们大多宅在家里过度上网，各种现象初露端倪，客观上推动了研究的快速发展。

通过研究这一课题的发病机制，我们发现这些孩子自我认同度较低，在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同一性、潜意识和意识同一性、理性感性同一性方面没有做到很好平衡和统一。在这里我们也呼吁，真正的爱，是尊重孩子的存在，满足孩子真正的心理需求，而非事必躬亲，以自我主观感受代替孩子亲身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