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鉴定存在历史断代

在中国国家画院原副院长、著名文物鉴定专家赵榆看来，文物鉴定目前除了科技鉴定没有跟上之外，经验鉴定亦存在历史断代。

“1949年之后文物市场没有了，鉴定专家只能在文物市场里培养，没有市场就没有课堂。老一代的鉴定家在市场中锻炼，解放之后进入文博单位，所以现在的博物馆陈列，特别是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各个门类的物品都是标准件。因为它们是被鉴定领域里公认的权威所鉴定的。”赵榆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赵榆举例，瓷器类，新中国成立初期故宫博物院用的是著名瓷器鉴定家孙瀛洲和他的得意弟子耿宝昌，“所以在故宫博物院陈列的瓷器都是标准件，没有伪件。”

玉器专家是傅增湘的长子傅忠谟(傅忠谟的长子傅熹年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所以故宫博物院陈列的玉器也都是标准件，不是那些个‘金缕玉衣’专家鉴定的，但是傅忠谟先生没有教出徒弟来，因为没有文物艺术品市场，没有课堂。现在出的那些笑话，原因之一就是那批‘专家’他们没有跟傅忠谟先生学，名师才能出高徒，市场才能锻炼本领，这两条都没有。”赵榆说。

“关于鉴定培训班，‘文革’前举办过一期，‘文革’开始时夭折了。1974年，‘文革’后期，我调入国家文物局，1975、1976年开始办文物鉴定学习班，请启功先生、徐邦达先生、刘九安先生等到学习班讲课，从那时开始，鉴定技术和知识由老一代传下来。”赵榆告诉本刊记者。

“1992年后有了拍卖市场，鉴定人员开始在市场上边学习，边自己买自己卖，跌爬滚打，练出来一些社会上的鉴定专门家，虽然没有出现像解放前那种权威，但还是有很多中青年人的鉴定水平得到很大提高。”赵榆说。

2009年中国嘉德征集到一件宋人《瑞应图》手卷，开始定为价值3万元的“苏州片”，“经过章津才、傅熹年先生鉴定，确定为珍贵的宋代书画，国家博物馆一级藏品，最后以5824万元成交，抢救了一件国宝。”赵榆说，这些年比较严肃的鉴定专家还是有的，“比如齐白石的一只老虎，南方的鉴定家说他是假的，写文章在报纸上攻击，北方的许麟庐、章津才、米景扬说它是真的，结果经过一些买家了解，确实是真的，3000多万元成交。”

同样是业界专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著名秦汉考古学家刘庆柱则认为，凭著名鉴定专家的经验其实也可能闹出笑话。“汉代玉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几个专家签了字鉴定了，连故宫有的专家都说是真的，却忽略了基本常识，汉代都是席地而坐的，违背考古学常识。”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鉴定技术整体来说需要科学化，大陆的科学研究体系就是师徒相传，看什么像什么。虽然器物类有采用科学检测，比如瓷器的热释光、木器的碳-14检测，以及青铜的金相学检测和自然锈蚀检测，等等，但这方面目前的鉴定队伍我觉得做得不够。”刘庆柱说，目前高等学校缺乏这方面的系统学科，“还谈不上是个学科，只是根据市场流传的一些东西进行摸索，相当不成熟。”

“从宽”还是“较真”

甘学军亲历了拍卖市场从无到有的历史，24岁时从国家文物局正处级管理岗位上离开，下海经商，参与组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家拍卖公司。他认为，在收藏领域，“鉴定是一个永远要解决但永远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近十年来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蓬勃发展，艺术品投资的氛围越来越浓烈，对于艺术品鉴定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大量的行外人加入了这个市场，产生一个新的行当---鉴定业。”甘学军说，从收藏家或投资者等不同角度出发，形成了不同的鉴定方法和理念。

权威准确的鉴定涉及各种因素。“瓷器鉴定在技术上层次已经很高，玉器有材质、工艺等标准，最复杂的是书画，无法归类和标准化。”甘学军说，某一个地区对某一个东西更熟悉，准确率相对较高是很正常的，“比如齐白石，一个生长在北方的画家，他的画风比较适应北方人的情趣，北方人比较喜欢，在北京地区鉴定水平就会高一些，而且大量齐白石藏品集中在北京地区。南方如海派，对于南方某些画家的鉴定水平会高一些。”

“但区域性只是对于近现代书画的鉴定比较重要，关于历史文物书画界定，区域性就差了，因为历史时间沉淀太久，就要看鉴定家的修养和学识。”赵榆说，其他的都是分阶段分领域的，比如有的对宋元鉴定修养高一点，对于明清又差一点，“一个专家要是自称通才和大师的，都值得画问号，一个鉴定专家不可能是全才。”

除了鉴定本身遇到的难题之外，从事文物艺术品经营、出版及鉴定工作20多年的北京荣宝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尚勇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文物鉴定问题实际上是在不同层次、不同语境下、不同维度上发生的一个问题。”

“如果从文化保护的角度来讲，就要从宽。已故的国家文物局全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组长谢稚柳先生曾说，看着30分、50分，就差不多判断是真的了。现在这个观点被文物界很多人反对，说太松了。可是不能说有的是假的就不保护了，我们先保护起来，让子孙再研究。谢先生当时的观点就是文物保护。”刘尚勇说。

另一个角度是抛弃社会功利目的的学术研究，“这个就必须较真，到底是不是真的，学术研究还允许翻盘，今天说是真的，明天说是假的，后天又有了新证据说是真的，来来回回翻盘都可以。学术鉴定是不断趋向于真理，还原历史的真相。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否定之否定。”

刘尚勇说，书画鉴定大家徐邦达先生的鉴定就偏重于学术鉴定，他的文章翻来覆去在变化，“学术鉴定，基本上可以总结为鉴而不定，一直在鉴定，但是永远定不下来，因为学术允许百家争鸣。比如故宫收藏的所有名画都被人质疑，但质疑不可怕，名作仍然是名作，丝毫不影响其价值。张伯驹向故宫捐赠的‘中国第一帖’《平复帖》，无论学术上怎么争论，它依旧是国宝。”

此外就是市场鉴定，“市场是用估价来表明其看法的。如果特别真，就100分；比较真，90分；有点像，80分；或者有点影子，30分；等等。它是用价格的尺子来表明态度。像齐白石的画，贵的上亿，有的几十万。”刘尚勇说。

他认为，从不同领域、不同的维度和角度看到的是不一样的鉴定，“所以没有办法大家坐下来讨论所谓的鉴定问题，各自有立场，没有统一的标准，要分别研究对待和去把握，很大程度上不是法律问题，也就无法用法律去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