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新标杆———简政放权

8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宣布，拟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关于授权国务院在试验区内暂停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草案，明确提出“转变政府职能，探索负面清单管理”，并把这段表述放在首位。

显而易见，国务院并不打算给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送礼”，而更倾向于“松绑”。暂停实施外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设立及变更审批等有关法律规定，就是最重要的“松绑”手段之一。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指出，所谓“负面清单管理”是指，针对与外商投资相关的管理措施，均以清单方式列明。简言之，“正面清单管理”是规定企业“只能做什么”，而“负面清单管理”是仅限定企业“不能做什么”，并以“清单”方式进行列示，法无禁止即可为，体现了“放权”的改革思路。

从现实情况看，对企业管制过多，大大限制了其经营活力。国内一家造船公司高层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由于造船市场需求萎靡，公司遭遇客户“弃船”。“原计划设立一家融资租赁子公司，把这些弃船租出去。没有想到的是，总经理出马跑了半年都没办下来。后来我们改变思路，转到香港去注册，结果半天功夫就搞定了。”

王新奎表示，上海建设自贸试验区，改革的重要方向是终结审批制，逐步建立“以准入后监督为主，准入前负面清单方式许可管理为辅”的投资准入管理体制。“现行投资审批制度带来了资源错配、宏观调控边际效率下滑和腐败频发等一系列问题，已成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拦路虎’。”

“我国现有的投资管理体制，对于外资要进行审批和备案，但是在国外通常都是对外资实施准入前和准入后的国民待遇，程序非常简单。上海建设自贸试验区就是以开放倒逼改革，按照国际规范，触动体制改革中最难改的审批制度‘硬骨头’。”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合作室主任张建平说。

对于人均G D P已超过1 .3万美元、服务业占G D P比重超过60%、正在深度推进“四个中心”建设的上海而言，改革也早已从外在推动变成内生需求。

“把改革开放在第一位，把制度创新放在第一位，这是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核心内涵。”张幼文说，在对外开放上，就是要进一步思考，政府如何管理市场、服务市场、推动投资贸易便利化；在政府职能转变上，就是要探索如何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如何提高政府服务的透明度、便捷性等。这不仅是上海自贸试验区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我国经济发展转型升级避不开的问题。

上海自贸试验区正在变成一场新的制度改革的起点。通过带动金融、税收、贸易、政府管理等一系列政策变革，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建设可能为全国性的改革破局带来巨大的示范效应。

发展新动力———转型引擎

有分析指出，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上海自贸试验区通过扩大开放、释放改革红利等顶层设计，将成为“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新引擎。

今年以来，我国外贸出口大幅回落，对国内经济造成冲击，内需增长缓慢，产能过剩矛盾突出，结构转型任重道远。中国经济迫切需要一个“起搏器”，引领中国经济复苏，并迈向更高能级的新阶段。

张军生指出，经济转型我们喊了20年，但并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愿真正转型。以往出台的产业政策引导、经济补贴等，在基层执行中很多都“变了味”，没有真正形成创新能力，反而形成了大量低端过剩产能。“当前，通过内部改革动力不足，必须引入外来的力量，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才能倒逼企业转型，为经济注入活力。”

专家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建设上海自贸试验区不仅有助于提振外贸，更将加速要素资源流入，建立适应新的全球产业链架构的对外开放新体制机制，以支撑中国未来30年甚至更长时期的发展。

在上海“四个中心”建设过程中，一直困惑决策者的一个问题是，尽管上海已经集聚了400多个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外资研发中心和外资投资性公司，但这些总部机构绝大多数是行政性质的，资金运作并不在其中，最有实际价值的内容都没在中国。

“随着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金融创新方面的先行先试，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等，资金、市场、业务创新都会向中国集聚，我们一直期待的价格话语权、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才有可能会真正实现。”姚为群说。

近日，上海出台42条金融措施，明确提出要结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要求，争取先行先试，使国家金融改革、创新有关部署在上海最先落地。包括信贷资产证券化常规化运作，扩大人民币在贸易、投资、保险等领域使用，研究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研究探索设立民间资本发起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和金融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