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开放高地建设取得重大突破，集中体现在利用外资、海外投资、进出口贸易上

黄奇帆说，过去几年，重庆在开放高地建设上也取得重大突破。

一是利用外资，2007年，中国引进外资1000亿美元，重庆只有10亿美元。2008年至2010年，重庆引进外资开始大幅增长，3年增长6倍，去年达到63亿美元，今年1至8月又同比增长70%多，居全国前列，年底有望突破100亿美元，居内陆首位，进入全国前八。目前重庆引进外资的结构主要由三部分组成，1/3工业投资，1/3城市建设包括房地产，1/3资本重组、股票上市。也许大家会说，现在中国外汇这么多，不需要外资，但西部需要补上开放这一课，西部开发不是闭着眼睛内部开发，而是要放眼世界，引进外资不仅是带来外资，还带来人才、管理、开放的理念和国际市场等等。

二是海外投资。中国现在外汇储备到了3万多亿美元，今后还会进一步增加。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鼓励各地加大进口，加大海外投资。在此背景下，重庆最近两年加大海外投资，去年海外投资协议金额50亿美元，今年还会有50亿美元海外投资，“十二五”期间，重庆计划实现海外投资300亿美元。当然，重庆海外投资也不是盲目的，而是开展面向中国市场的海外投资，即在海外投资中国市场短缺的产品，包括地下资源、地表农产品、资源深加工企业、高科技装备技术类企业等。目前，重庆海外投资项目干得有滋有味，比如重庆购买的几个装备企业当年就看到了效益，像重庆购买的英国一家机床厂，把重庆机床技术提升了十年。

如果说外资到中国一般先到沿海再到内陆，有一个梯度，那么中国到海外投资，沿海与内陆则是在一个起跑线上，所以重庆恰恰在这一块可以有所作为。

三是进出口贸易。2007年，重庆进出口贸易五六十亿美元，今年1至8月进出口增长居全国第一，全年有望突破300亿美元，2015年预计将突破1000亿美元。重庆进出口之所以能够突飞猛进，除了笔记本电脑进出口量很大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重庆成为内陆口岸，不仅重庆的货进出口会在本地报关，内陆其他省市的货物也会到重庆报关，甚至东部的货也可能运到重庆出关。

重庆改革是为了切好“蛋糕”，避免两极分化，主要围绕民生，围绕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展开

黄奇帆说，这几年重庆在改革方面也进行了努力探索。重庆的改革主要是围绕民生的改革，围绕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改革。如果说开放使重庆超常规发展做大“蛋糕”，改革就是为了分好“蛋糕”。为了缩小差距避免两极分化，去年重庆推出“民生十条”，就是民生方面干十件事，要投入3000多亿元。现在实际已投资1800多亿，到明年底，还将投入1500亿元用于改善民生。今年又推出“共富十二条”，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这12条中，1条鼓励就业创业；2条涉及公租房建设、户籍制度改革两项重大民生改革；4条关于帮助农民致富、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关爱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问题；3条关于调节收入分配问题，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增加一次分配在GDP中的比重。其他2条涉及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包括养老、教育、医疗及城乡一体化的基础设施等。“共富十二条”涉及到1万多亿元投入，5000多亿是政府投入，5000多亿是社会投入。其中，5000多亿投向农村，5000多亿投向城市，最终产生的效果是让农民和城市的中低收入者更多分配到1万多亿的投入，最终缩小三个差距。

黄奇帆说，改革就是要解决社会最艰难、最基本面的矛盾，绕是绕不过去的，你想绕过去，可能这个矛盾三五年后会成为大问题，阻碍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大规模、普遍存在的问题，绕不过去的问题就要通过改革来解决难题，化解社会矛盾。因此，我们现在讲改革切“蛋糕”，不是抽象哲学意义的讨论，而是非常紧迫的民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内在需要，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民生才能改善，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启动大规模的内需，转变发展方式。

国民收入分配在GDP的比重，从目前的43%提高到50%，意味着将来每年要从GDP中多拿出5000多亿元来进行分配。市委确定这个目标的时候，就已经想好具体的推进措施

座谈会上，大家就比较关心的问题向市长提问。

人民网总裁兼总编辑廖玒对重庆市提出的“今后5年要将国民收入分配在GDP的比重，从目前的43%提高到50%”很感兴趣。他问道，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比如说公务员涨工资，不是想提就提的，重庆在这方面有什么具体考虑？

黄奇帆说，国民收入分配在GDP的比重，从目前的43%提高到50%，意味着将来每年要从GDP中多拿出5000多亿元来进行分配。这个问题不是泛泛讲一讲就能解决的，市委确定这个目标的时候，就已经想好具体的推进措施。

全市留在农村的农民到2015年以后会有1000多万，我们希望5年里帮农民人均增加1万元，就会是1000多亿元。

那么，农民收入怎么涨起来呢？农民的收入一般有劳动性收入、政府转移支付补助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三部分。中国农民最可怜的是他们财产性收入只占全部收入的3%不到，97%是劳动性收入和政府转移支付补助性收入。今后5年，农民的劳动性收入，因为条件限制再怎么使力也只能维持目前的增长水平，每年增长10%一12%，翻一番、翻两番是不可能的，政府转移支付补助性收入也是有限资源转移，不可能大幅增长。只有财产性收入增长最具潜力，这也最符合中央的增加人民群众财产性收入的要求。如果农民财产性收入占比能达到20%，增加农民收入这件事就解决了。

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首先要增加农民的融资，现在我们的农民几乎不向银行贷款，没有多少融资，整个中国50万亿贷款里，只有2%是农民的贷款，我们的目标是今后5年让重庆的农民有1000亿元贷款，农民增加融资就能更好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其次就是要让农民增加财产。现在农民的宅基地、承包地、林地，都是只有使用权，所有权是集体的，我们做了一个重要的革新，对使用权和所有权进行确权，并且明确比例，比如宅基地的使用权占85%，这样量化以后，农民的三块地就成为抵押物，有了质押权，就可以融资，并可以成为股权，从而增加农民的财产和财产性收入。此外，通过农民新村建设和改造农民危旧房，让农房升值，也能增加农民的财产和财产性收入。

同时，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今后5年全市大概有300万农民工要转户进城，这些农民工每年的工资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每个人差不多有3万元，300多万农民就会新增1000亿元的收入和费用。

此外，我们还大力发展微型企业和个体户，未来5年要发展20万个微型企业和70多万个体户，这些微型企业业主和个体户也会有收入，按一个人10万元算也有1000亿元，这些收入也是从GDP中分配。

上述三块是3000亿元，还剩下2000多亿元就是增加在党政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民营企业单位的600多万职工身上，经济发展了，职工的工资自然也要相应的增长，会带动社会各方面人员的工资增长，平均一个人要增加3万元收入。GDP翻一番，老百姓的收入随之也翻一番完全是应该的。代工企业大规模集聚重庆，从本质上讲不是劳动力成本产生的结果，而是三个物流加一个劳动力结构产生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