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前驻华大使杨乐兰。

记者 熊明 摄

“这辈子非常遗憾的事情是没把汉语学得很好。如果可以,我想找到当年教我汉语的老师,让她再重头教我一遍。”11月23日,来渝参加荷兰驻重庆总领事馆开馆活动的荷兰前驻华大使杨乐兰,向记者讲述他难忘的重庆岁月。

谈趣事

“‘防空通行证’是我的护身符”

“当时,我是唯一定居在重庆城内的外国小孩,我对周围的一切都很感兴趣,周围的人对我也很好奇。”如今已84岁高龄的杨乐兰回忆,1939年12月底,他和母亲从香港坐飞机来到重庆,与父亲、当时的荷兰驻重庆外交代表(荷兰当时在重庆只设有办事处)杨连山会合。

那时候的重庆正饱受战争的摧残,日军的轰炸时刻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命。当时的国民政府重庆防空司令部给外交官及其家属发放了“防空通行证”,允许他们到市内的防空洞内躲避空袭。杨乐兰记得,那时他的妈妈很害怕去那些躲避轰炸的掩体里,因为那里实在是太挤了。日本飞机飞来的时候,她就带着杨乐兰跑出去,平躺在外面空地上。

非常幸运的是,杨乐兰一家并没有在日军的狂轰乱炸中受伤。之后,杨乐兰就一直把那张贴有他照片的“防空通行证”当作“护身符”随身携带,直至他退休。

在重庆的5个多月时间里,一位年轻的中国女士,每天早晨都会来教他学中文。“那位女士举止很有礼貌和修养,甚至有些害羞。只是我是个调皮的学生,并没有认真学习汉语,所以至今汉语也不怎么样。”说起往事,杨乐兰遗憾地笑了笑。

谈情感

“我对川江号子有特别的情结”

“我对川江号子有特别的情结。”杨乐兰回忆,在重庆时,他和父母曾经坐英国的一艘商船游览过三峡。

杨乐兰回忆,那艘商船的船长是英国人,水手都是中国人,因为船长对地理环境不熟,便找来一名中国船员导航。“那是一个长着长胡子的老人,他站在船头,凭借丰富的经验指挥商船在汹涌的江水中航行。而掌舵的人则根据老人手势驾驶轮船。”

在凶险的激流险滩中,杨乐兰还看到了岸边拉纤的纤夫,他们赤裸着上身,高喊“船工号子”,双脚在嶙峋的乱石中前行。这一幕给年幼的杨乐兰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上世纪60年代,出任驻华大使时,杨乐兰特意去买了一套“船工号子”的歌碟,并保存至今。

“我深信,在重庆的这段经历影响了我后来的人生。”在杨乐兰看来,当年在重庆短短5个多月的经历,不仅令他感到新鲜、刺激,更激发和培养了他坚韧的个性。

杨乐兰说,在中国,特别是在重庆的那段岁月,他目睹了战时中国人民所忍受的艰难困苦——日军的轰炸、随处可见的废墟、饥荒,还有贫穷、劳役、国民政府的腐败等等。但同时,也对身边的人们表现出的智慧、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感到敬佩。

多年以后,杨乐兰像他的父亲一样,成为了一个“中国通”。并于1962年至1966年,他在北京的荷兰大使馆工作。1986年至1992年,他又出任了荷兰王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75年前,我曾经在这座城市生活过。在1964年、1986年、2009年,又分别来过几次。看到了重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后,我将为两国,尤其是重庆和荷兰之间的交往牵线搭桥。”杨乐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