贩婴链中的“医生”

据平乡县公安机关审讯犯罪嫌疑人得知，季小芳、杨学花将孕妇从凉山州“运送”到河北邢台后，有意挑选一些像昌平诊所规模的有B超的小诊所，以便鉴定胎儿的性别——男女婴儿价格不一，通常男婴价格5万至7万元，女婴价格3万至5万元。

昌平诊所就这样进入了贩婴网络之中。史淑萍和郭彦芳得知了对方的意图后，一方面利用诊所有B超的便利条件，同时帮忙联系买家，赚取“中介费”。

平乡县卫生局副局长李现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被捕前，史淑萍是任平乡县医院皮肤科医师，而她曾在县医院妇产科做过医生，可能从那时她就发现，把没人要或父母不想要的孩子卖给别人有利可图。

平乡公安机关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有证据表明，史淑萍参与了拐卖儿童的犯罪活动，而不仅仅是“提供医学专业技术支持”这么简单。

那么，昌平诊所的经营者到底是谁呢？

吴国栋一直以为昌平诊所是郭彦芳开的，因为日常在诊所里只有郭彦芳一个人坐诊，史淑萍不上班的时候也在诊所。

但《中国新闻周刊》从平乡县卫生局了解到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平乡县卫生局副局长李现革向《中国新闻周刊》提示，郭彦芳毕业于邢台医学专科学校，学的是护理专业，当时她只是一个护士，而非执业医师。

而诊所的经营者必须拥有执业医师资格，昌平诊所在卫生局注册时用的名字是李香粉。李现革表示，李香粉确有县卫生局颁发的执业医师证，但她实际上并不在诊所。日常就是郭彦芳打理诊所，史淑萍名义上是她的房东，但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人透露，史淑萍可能是昌平诊所的幕后操控者。

案发后，平乡县卫生局已经吊销了史淑萍的执业医师证，并报请河北省卫生部门吊销郭彦芳的护士证。

让人惊讶的是，昌平诊所在卫生局注册的全称是“昌平儿科诊所”。

李现革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B超是妇科用仪器，儿科诊所不应该有B超，昌平诊所拥有B超，已属于超范围营业。一般的处理方式是，由卫生主管部门下发监督意见书，对B超机就地封存。既然牵涉犯罪，B超机已经被公安机关当作罪证查封。

《中国新闻周刊》在平乡县了解到，由于“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非法中止妊娠(简称‘两非’)”的在民间普遍存在，该县卫生部门每年都要进行打击“两非”的专项行动。

由于昌平诊所和医务人员涉嫌犯罪，该县于7月11日启动“医疗机构专项整治”，重点整治内容的前三项是：一、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执业，或骗取《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执业的。二、超范围执业，未经许可使用B超的。三、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或非法终止妊娠的。

“他们根本不知道那样做是犯罪”

相比以往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2012·4·19”专案的突出特点就是诊所和医务人员涉案，而贩婴网络吸纳医务人员的主要原因，就是利用其掌握的医学技术和仪器，为胎儿进行性别鉴定，为孕妇的分娩提供必须的医疗保障。

而邢台民间盛行的“两非”，为在该地区进行贩婴，寻找“医疗合作者”提供了肥沃的社会土壤，由此也不难理解季小芳、杨学花为何会和史淑萍、郭彦芳结成了贩婴网络的利益共同体。

河北省妇联研究室主任吴美荣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两非”年年喊打，却屡禁不止，如今做胎儿性别鉴定已经不需要到诊所，有人把B超、超声波等仪器装在车上，组成流动的“检测车”，给打击“两非”增加了难度。

《中国新闻周刊》在平乡调查得知，“两非”的盛行，已导致了严重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在农耕经济为主的邢台、邯郸等地尤为严重。据2005年公布的数据，河北省出生性别比最严重的某地级市达到134.3，即每出生1000个女孩，就同时出生1343个男孩，这个数字大大超出了全国平均的118。

河北省社发展研究所所长周伟文向《中国新闻周刊》讲述了她在邢台、邯郸等地调研时了解的情况：重男轻女在河北民间有其文化原因，出殡时必须由男孩“摔罐”“打幡”，甚至闺女出嫁也必须由舅舅主持。重男轻女不光在民间根深蒂固，在各个社会层面都冥顽不化。这已经不能简单归咎于经济落后，因为很多富裕起来的地方，重男轻女思想仍然严重，甚至在一些高知阶层，也有这种观念。

“有些领导同志，嘴上说着‘坚决计划生育，男女都一样’，背地里却想方设法地让第一胎生男孩。”周伟文说，她在河北见过很多这样的官员，甚至有些官员级别“很高”。

周伟文表示，由传统观念导致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已经持续了多年，其严峻的后果将在随后几年显现出来，变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实际上，河北省的有些贫困村庄已经逐渐变成“光棍村”，姑娘想借出嫁摆脱贫穷，而固守家园的男子则娶不到媳妇。

在周伟文担任副会长的河北省人口研究学会已连续几年向政府建议，采取措施以减轻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造成的社会的问题。

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另一个结果，就是拐卖儿童犯罪在河北省很多地区大有“市场”，据刘玉成透露，“ 2012·4·19”案有一个新的特点：女婴“售价”虽然偏低，但甚至比男婴还“抢手”。“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他说。

“2012·4·19”案覆盖7个省的贩婴网络构成一个泯灭人性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尚未出生的胎儿被当作“商品”，被议价、运送，拍卖、银货交割。偏远、贫穷的四川凉山州成为拐卖婴儿的输出地，它反映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另一个侧面：社会资源、生育资源分布的不均衡，造成了亲生父母把自己的亲生骨肉当作“商品”出售。

平乡县公安局副局长闫须利刚从四川凉山州办案归来，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说，凉山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都非常落后，这是拐卖输出地特殊的社会基础。

“盐源县最好走的是一条省道，120公里长的路，足足走了3个小时。好不容易找到那些出卖亲骨肉的父母，他们根本不知道那样做是犯罪。卖一个孩子可以赚2万至3万元，这笔钱在凉山是笔巨款。”闫须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