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23日，包括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在内，来自北大、清华、社科院等单位的15位学者建言国务院、教育部，请求取消高考户籍限制，“切实推进教育与社会公平改革”。而去年的10月24日，张千帆等人也曾联署致信国务院，呼吁废除高考户籍限制，“随迁子女高考问题完全是高考户籍限制和分省命题制度造成的，随迁子女在当地接受教育，却不能在当地高考，是对他们平等受教育权的严重限制，允许他们在学籍地高考是走向教育平等的第一步。”（8月30日《羊城晚报》）

毫不客气地说，教育不公已是中国社会一个常说常新、颇为棘手的问题，且现实沉苛日重。一项全国性的调查显示，56.5%的人表达了他们对当下教育现状的担忧——越来越不公平。可以说，上至党中央国务院，下至黎民百姓，都渴望消除教育不公之樊篱。教育不公表现之一就是异地高考问题，甚至有很多学者直指异地高考不解决，教育公平就无从谈起。

当然，路得一步步地走，饭得一口口地吃，长期过于关注发展的速度而忽视了公平所积淀下来的教育不公问题，我们并不应指望毕其功于一役，一蹴而就。但有些问题是必须解决的，如户籍问题。如果说教育公平可以分为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三个依次递进的层次的话，那么户籍问题便是酿造教育不公的起点之一。一个基本的现实，在目前的中国，你的户籍（学籍）在哪，将直接决定你将享受有什么样的受教育权。基于此，户籍是教育公平绕不过去的一道坎，户籍制度不改革，别说异地高考，择校费、赞助费、流动儿童就学等诸多问题都将是难解之结。

知名记者闾丘露薇就曾写道，既然人们有自由选择职业和居住地的权利，那么他们同样享有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生活的权利，只是，当这些孩子开始长大，要面临上高中，高考的问题的时候，因为没有户籍，他们只有两种选择：回户籍所在地，或者是出国，如果家乡没有人照顾孩子，很多父母不得不夫妻分居两地，甚至放弃自己的工作。但是即便是这样的选择，不是每个家庭都可以承担。

很明显，现行户籍制度最大的弊端就在于，户籍捆绑着太多的公民权利，成为教育、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出入证”，公民一旦离开户籍，其相应的权利通常都会缩水。例如一个考生在异乡就学，他很可能无法获得与当地考生平等的高考权乃至受教育权。基于此，如果我们还认可和尊崇公平、平等、正义等基本理念，就必须打破户籍这个壁垒，祛除一切人为贴标签的思维。

当然，教育资源的有限性让破除户籍壁垒举步维艰，但唯有坚持和决心，户籍对教育公平的束缚效应才会逐渐消失，否则，越拖下去，代价越大。事实上，推动教育公平已是民心所向，希望教育部能加快制定随迁子女就读地高考的解决办法，不要再把“正在研究、正在论证”说事，我们需要的是具体的时间表。更令人担忧的是，据社科院国际法研究所副研究员曲相霏调查，“一些地方政府不仅不大可能放开，反而可能会越来越紧。”

说到底，将依附于户籍上的教育不公剥离下来，让公民的受教育权突破地域羁绊，最艰巨的任务是合理科学地整合统筹教育资源，并将其上升至国家保障之层面，同时，还要促使各地政府从自身利益中及时退出，转而以提供公共服务、寻求公共利益的角色，成为教育公平的最终守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