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大为提高，伴随而来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变迁对当代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幸福观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人产生了新的选择困惑和幸福困惑；当前世界各国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越来越将注意力转向国民幸福问题，中国政府对此问题的重视程度也不断加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曾经指出“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将提升国民的幸福感作为一项涉及民生的重要工作。今天重提中国人的幸福观，既是时代发展的新要求，也是党和政府关注民生的新表现。

日前，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和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当代中国人幸福观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召开，探讨当代中国人幸福观的特点、变迁、影响因素及社会意义，为中国国民幸福体系的建设和实现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意见。

政府为啥关注幸福感

彭凯平(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教授，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心理学系终身教授)：

提升国民的幸福感应该是中国政府一个比较新的发展理念，这个理念以前提得很少，但从2007年开始不断见诸我们国家的一些大政方针以及政策工作报告。政府和社会对这个方面的认识越来越多，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它不光是一个民生建设和政策的问题，也涉及到文化、心理、法制、制度等各个方面。这个问题应该是我们社会现在面临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也是政府越来越关心的一个问题。

我们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现象、新问题，影响到中国人民的幸福感，这个问题不是体制的问题，也不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问题，而是社会发展的规律问题。这个规律有人称之为现代化的问题。现代化除了资源短缺、环境破坏，还有心理问题，也叫“3000美金的心理阈限”——这是美国经济学家在上世纪40年代提出的。“3000美金”就是一个现代化的标志，我们中国进入现代化是2008年，正好人均GDP是3400美金，美国是1962年进入的，英国是1968年，法国是1972年。

现代化问题出现的第一个标志是心理问题取代心血管疾病成为健康第一大杀手；第二个标志是社会身份认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以前是衣食住行的小康水平的问题，在到了3000美金以后国家开始关注“我是谁”这样的身份问题，紧跟身份问题之后，民族冲突和宗教冲突就会显现，国家间的竞争、国际人心的变化就会出来。美国在二十世纪60年代开始发生，大概花了15年的时间才把这个社会的心态变得理性和谐，中国也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在美国，1960年肯尼迪当选总统，恰逢现代化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他成为第一个邀请心理学家做国策顾问的美国总统，而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有29位心理学家顾问。所以利用心理科学来管理国家是美国总统的治国秘密，这是时代周刊2009年4月2日揭露出来的一个事实。但是我们国家只请一些经济学家做顾问，这就是有偏差的地方。

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我国近年来一直提倡创新理念。而心理学研究发现，人在积极幸福的情况下才更易发挥创新思想，有积极幸福心绪的人才更有创意和思路，所以创新和幸福是未来政府发展的两个重要的智囊。我们中国下一步发展只能走幸福和创新的路，没有别的路可走，这是几十年现代化国家发展路径指出来的基本方向。

单纯GDP带不来幸福感

李义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民生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2007年4月27日《人民日报》上有一篇文章，叫《幸福的经济学分析》，里面有一段话：“幸福是一种主观评价。经济发展能够提升人们的幸福感，这种感觉来自充足的食品、清洁的用水、快捷的交通、便利的通信、多彩的生活等等。一般来说，发展比不发展带给人们的幸福感要更强一些。然而，面对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现实，为什么还有人不满意，甚至出现‘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现象呢？从经济学角度看，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经济发展虽然能提升人们的幸福感，但经济发展对幸福的贡献却是边际效用递减的，即最初的经济发展带给人们的幸福感较强，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它所带来的幸福感反而降低了。”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个人收入的增加，人们会有新的期待，那么，继续发展经济能解决人们幸福感降低的问题吗？答案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但不能完全解决。因为人们追求的目标不是单一的，除了物质财富，人们还追求实现自我价值、获得社会声誉、提升社会地位等非物质目标。拥有物质财富不等于实现了社会地位等非物质目标。如果这些非物质追求不能得到满足，人们就会感到失望，幸福感就会降低。

另外，对人们幸福感影响最大的不是绝对收入水平和地位，而是一个人与别人特别是与熟人朋友相比的相对收入水平和地位。这就是说，即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由于提高的幅度不一样，提高幅度较小的人会感到不公平、不幸福。这些现象或问题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比较容易发生的。那么，解决的途径在哪里呢？首先，要认识到生产目的到底是什么。在一些地方，很多项目都是片面追求GDP。单纯追求GDP早就受到了人们的谴责。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写过《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他认为经济发展忽视了人们的公共目标，忽视了人们的幸福，转向了专门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他说，无论如何不能妨碍经济增长成了一把保护伞，导致了许多不好的事情和做法，对经济增长数字的关心超过了对人的关心，对物的追求超过了对人本身的关注，这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现象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后果。虽然有些地方GDP增加了，但很多GDP是没有效率的GDP，很多就业是没有效益的就业，因为这个企业的产品卖不出去，在这里工作的越多损失就越大。我们应当坚持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其次，还要注意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的失衡。片面追求增长速度的结果是社会保障跟不上，教育医疗跟不上，人们缺少安全感，没有稳定的保障，幸福感会大大降低。因此，提升国民幸福感需要政府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

从幸福中国到幸福国际

王辉耀(欧美同学会副会长、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和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据了解，现在中国已经有20多个地方政府在谈幸福，比如现在广州提出要打造幸福广东，江阴也说要打造幸福江阴。但是很多地方的幸福建设还是GDP的建设，停留在建了多少硬件，建了多少活动中心等。实际上，建设中国人的幸福观是个软件的建设，是个观念的更新，是个价值观的新革命。

越来越多的人衣食无忧，住房良好，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为什么很多人感觉不幸福，或者说很多人不幸福，这值得我们思考研究，也是对学术界、政府包括给产业提出的问题。

能不能提出一个建设幸福中国的概念，原来《东方红》里就有“他为人民谋幸福”，幸福这个事也不是一个新的东西，但为什么要重提建设幸福中国？第一，这比说建设第二大经济强国，更贴近老百姓的思维；第二，提如何建设中国的幸福观，这样能把它跟老百姓的生活联系得更密切；第三，这样能够在政府官员的考核里淡化GDP导向的考核，加一条人民幸福考核导向，可以作为一个官员的价值取向；第四，有了幸福中国，就能够推广成幸福国际。当今国际出现的金融危机表明世界各国是在一条船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现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不可能出现别人经济不好我们受益，这已经不是零和游戏的时代。在我们价值观的建设上，包括国际化的角度上，能不能提出打造幸福国际社会，尽量减少国际问题，比如非洲问题、中东问题，从一个更高的战略上提出中国的思维理念。我们奥运会的理念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那为什么不能打造一个幸福国际？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