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我们国家所采取的外交策略是：以美国为重中之重，和周边国家的关系要让位于中美关系。而今后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将成为我们国家外交关系的重中之重，中美关系要服从于周边关系。所以说，这种外交策略的变化不是简单的变被动为主动，它是外交政策根本性质的改变。

另外我想强调的是，这次习近平主席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推进外交工作改革创新，现在还很少有人注意到“改革创新”这个词。要知道当初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来的改革，是在除外交之外的所有领域都要进行改革。所以我们把10月底这次外交政策的改革，称作是外交领域开了一次迟到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中国经济周刊》：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非常重视我国的周边外交，您认为该如何研判中国周边环境的整体局势？目前中国和日本的这种关系是否会影响到中国周边环境的安全？

阎学通：现在中日关系形成了一种对抗关系，而日本又是我们在邻国中经济规模最大的一个国家，所以很多人以此作判断说中国周边环境日益恶化，我认为这个说法并不准确。日本的确是我国周边地区的最大经济国，但是日本跟我们的关系仅仅会影响到我们跟东亚各国的关系。

我们现在和俄罗斯、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以及中亚、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正在改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现在周边环境的事实是菲律宾和日本与我们是对抗关系，而且这种对抗是比较严重的，在短期内不能解决。

我们现在周边环境的局势从大的范围上讲，改善关系是主流，但从对抗程度上来讲，日本和菲律宾的问题确实是日益严重了。

《中国经济周刊》：有人把中国国家领导人密集访问东南亚形容为“集中发力东盟外交”。习近平主席更是在出访印尼时提出要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您如何看待我们和东盟的关系？东盟会成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吗？

阎学通：我不同意东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中之重这样的说法。重中之重这种说法给人的感觉是，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把一切都解决了。我们现在的周边外交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我们和俄罗斯的双边关系，这使得我们在北部和西部有了一个安全的大后方，难道我们和俄罗斯的关系就不是重中之重了吗？

我们可以说，在我国周边西部、北部相对稳定，和东边日本的关系在短期内不能改善的情况下，东南亚是我们现在周边外交的一个主攻方向。

命运共同体的涵义远比经济共同体更加深刻，这个共同体意味着国家安全和国家经济全面发展。我认为我们只要坚持习近平主席那次讲话的方向，到明年年底，我们和东南亚国家的发展将会非常有成效。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中国是否还应该继续坚持不结盟政策？

阎学通：我们从1982年开始执行的不结盟政策实际上是一个弱国执行的政策，今天的中国如果不放弃不结盟政策，只会给我们自己制造更大的国际安全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