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万元干股真相

“9·8”溃坝事故后，段波被父亲段洪政叫回家里，段父一再问儿子，“拿过张佩亮的钱没有？”段波始终回答没有。

段波之父段洪政，在临汾也很有名气。这位临汾市二轻局前副局长，育有三个子女，均在政府机关担任要职。临汾人熟知这样一个段子：老爷子常接到打到家里的电话“找段局长”，段家一共出了四个局长，老人经常要问“你找哪个段局？”

襄汾新塔矿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佩亮，这个“发于矿、败于矿”的亿万富翁，与段家的关系非同一般，正是他与段波的一笔干股协议，令段波名“垂”全国，掉入深渊。

那是2002年8月，张佩亮得知安泽县某焦化公司王某的煤矿准备出售，便与王接洽，表示想买该矿，被王一口拒绝，据在场的人回忆，张佩亮趿拉着一双拖鞋，抱着一个水杯，吊儿郎当，“一看就不是好好做生意的人”。

第一次遭拒后，张佩亮找到了段波，段安排张找他另一位安泽朋友马某，马陪着张佩亮再次找到王某，王淡淡表态，“再说吧”。之后，马某多次催问，王始终没有答应卖矿。于是张佩亮请段波亲自出马，两人一同前往安泽，与马某、王某等人在县宾馆见面、吃饭。

席间，段波多次向王某敬酒。段波的身边人告诉记者，段波一旦举杯相敬，根本不容推脱，不醉不罢休。这场安泽午宴，显然有些异乎寻常，段波频频举杯，王某屡屡回绝。众目睽睽之下，段波不急不恼，以茶代酒再敬王某，并坚持请王将煤矿卖给张佩亮。

见到段波前，王某早知段波大名，知道他在临汾“势力很大”，而自己的企业，除了煤矿，还有焦化厂、宾馆，都少不了公安关照，“得罪了段波，企业就无法生存”，王某不敢再坚持，只好表示“一定照办”。饭毕，段波回临汾前，又将王某单独叫到一旁，再次叮嘱买矿之事，并告诉王，“以后有事尽管找我。”

2002年11月，张佩亮如愿以偿，以1550万元的价格买下了王某的煤矿，为了感谢段波“帮了大忙”，他多次向另外两位股东表示，“没有人家段波，咱根本买不下煤矿”，在随后的股东会上，张佩亮再次提出，给段波留20%的干股，并挂在段父段洪政名下，“免得给段波带来麻烦”，两位股东表示同意。

2004年年底，张佩亮将这座煤矿以1.5亿元的价格转手卖给了他人。当卖矿的大部分款项到手后，张佩亮告诉段波，“矿卖了，给你分了2000万。”段波告诉张，“我现在不用钱，先放你那里，等我用钱的时候再说。”

2004年年底，段波的女儿从澳大利亚留学回来，想在北京成立公司做生意，段波让张佩亮将分给自己的2000万元拿出1000万元，打到女儿指定的北京某贸易有限公司的账户中，剩余的1000万元，案发时仍留在张佩亮处。

“9·8”溃坝后约20天，段波约该煤矿的一位股东在运城市公安局门口见面，段让其把财务账销毁，这位股东几经思虑，“不敢销”，只是把帐本藏了起来。

2010年2月8日，段波案在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这笔2000万元的干股是否构成受贿，成为控辩双方激烈辩论的焦点。

段波和辩护律师提到，段波分得2000万元，固然有自己帮忙的因素，更重要的原因是，父亲段洪政曾经在安泽这座煤矿出资200万元作为入股金，2000万元是段洪政的分红款，而非给段波的贿赂。

段父的200万元，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从王某手中买到煤矿后，张佩亮多次找段父，询问老爷子是否愿意在煤矿投资。段父告诉办案人员，“我很犹豫”，“煤矿市场不好，怕赔了”。经不住张佩亮游说，段父最终同意出资。也许因为粗心，段洪政只交给张佩亮190万元，张佩亮不好意思纠错，将190万元当200万元收下了。

转眼到了2003年5月，安泽一煤矿发生矿难，段父怕投资收不回来，就找张佩亮要钱，并通过段波多次催要，张佩亮陆续将200万元退回，并告诉段波，“老爷子的钱，全退了。”后来，听说张佩亮将煤矿转卖，段洪政告诉段波，“就算给胎儿(张佩亮小名)帮忙了，不要再提此事了。”段洪政向办案人员证实，200万元退回来后，自己就和安泽这座煤矿没有关系了。

庭审中，段波的辩护律师对段洪政要回200万元没有异议，但认为，这200万元是因为段波母亲生病用钱，临时向张佩亮等煤矿股东的借款，不是撤资或退伙的行为，段洪政仍然是合法股东。该煤矿以1.5亿元卖掉获利后，段洪政有权分得属于其20%股份的款项。

200万元究竟是借款还是投资款？公诉人认为属于借款，且已退出，就与煤矿脱离了关系。退一步讲，即使是投资款，因中途退出，且没有参与经营管理，按照利益与风险共享的原则，段洪政既不承担煤矿经营中的亏损，或可能发生的事故后果，也不享有将来可能获得的利益。因此，无论200万元是借款还是投资款，因购矿后不久即分三次退出，均不能成为段洪政获得20%股份，并分红2000万元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