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难的协调员

整个器官捐献的过程中，作为器官捐赠者家属与接受捐赠的医院之间，有一个被称为“医院与捐献者之间润滑剂”的角色，这就是“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协调员要宣传器官捐赠知识，协助回收器官直至遗体火化。除此之外，他们还要陪捐赠者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

在2010年3月中国正式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后，“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随之产生，他们多是来自红十字会和医疗机构的志愿者。

据了解，协调员分为专职和专业两种。专职协调员一般由红会系统的人担任；专业协调员一般是由医院重点科室的医生担任。

这是个充满矛盾的职业。在手术室外，他们等待的永远是死亡，但又是另一人的新生。

李明（化名）本职工作是某医院重症医学科的医生，也是云南省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成立后，通过专业资格培训后才成为“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里的专业协调员。

“在无影灯下，一个生命安然离世，而在另一个手术室，等待接收器官的患者，正迎接新生命的到来。生命的接力，在这一刻启动。这种场景最让我感动。”尽管如此，李明还是觉得，这项工作“比大家想象的要更难”，作为专业协调员要有热情、跑腿快、口才好、抗压强。

据资料显示，8%的急诊死亡病例会成为脑死亡，重症科死亡病例中10%~15%会成为脑死亡。而脑死亡病例最后有50%~75%都可以成为器官捐献者。所以，他有更多的机会去发现潜在捐献者。

“大家可能认为我沟通起来比较顺畅，其实我的特殊角色在有些时候更不容易让人接受。有时候还有家属冲我发火，质问我是不是想要他们捐赠才对他们那么好的态度，或者是不是早就盼着他们家人救不活，好来劝他们捐赠！”

“僧多粥少”，极少数捐献的器官，就愈加显得弥足珍贵。沟通是关键一步，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中国传统观念的挑战。

《孝经》中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中国人历来讲求“逝者为尊，死者为大”，认为“死无全尸”是对逝者的大不敬。当死亡来临，本就已深受打击的家属，再让他们同意从亲人遗体上摘取器官，谈何容易。“别说老百姓，就是在我接触过的医生、护士中，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接受从自己的亲属身上摘取器官。”

李明说，常常很多人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就直接打断他的话或者扭头就走。

梁云生，云南省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另外一个身份是专职协调员。“我们不太主张提倡劝捐这个概念，更倡导让家属接受捐献这个信息后，一种自觉反应。”梁云生说，他们一般会在重点场所，比如医院的ICU、急症室，摆放一些宣传物品。

他认为，在整个过程中，家属接受这些信息后，做到主动来了解这个信息，才是无偿自愿原则。过多劝捐，不能真正体现公民自愿。“每一例捐献者，我们都要问他们当时怎么知道的。”梁云生说，他们的回答一般是，亲属在伤病过程中，在媒体上知道和看到信息后才有这个想法；或者是跟主治大夫咨询了解到的。

此时，医生的讲解变得很重要。“专业的协调员，此时更多是从病患的角度去介绍。有了前面的铺垫，后面的工作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