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经过这些年的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目前政府权界仍不够清楚，还是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甚至一定程度上还承担了“无限责任”。

“本次改革突出强调职能转变，可以说是抓到了要害。”前述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学者说。他并介绍，本次改革重点在于“三个放权”，即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和向地方放权。体现了中共十八大提出的“继续简政放权”的要求。

如，《方案》提出，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将有望使民众依法通过社会组织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参与社会事务管理，有利于更好发挥民众主人翁精神，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放”的同时，《方案》亦强调了政府的“收”，具体表现在“三个加强”——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加强依法行政。“收”“放”之间，不仅约束了政府在放权过程中作“甩手掌柜”，出现部分领域的管理真空。更重要的是，这使得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四者的权责关系得以理清，有利于四者严守分际，各负其责。

作为《方案》的一大亮点，“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的表述意义亦不可小觑。“形象一点说，基础性制度建设就是国家治理中的基础设施，”薛澜说，“这意味着国务院组织机构的职能配置及运行方式有了法治基础，同时，还可以将很多不良现象在初露端倪之前得以遏制。”

“这一方案无疑是让我们振奋的，正是因为它的全面性。”薛澜说，“但方案一旦通过，接下来的工作会更艰巨。一则部门的调整牵涉到人员的变动；二则如何规范政府的有序退出和加强监管，以避免‘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覆辙；最后还要特别注意理顺地方与中央的权责分配。”(记者/石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