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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幸福就是挨过饿的人吃红烧肉的感觉

来源:中国企业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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挨过饿的人吃红烧肉,跟没挨过饿的人吃红烧肉的感觉不一样,所以说幸福本身实际是一种感觉,看你自己怎么去品评它

柳传志:幸福就是挨过饿的人吃红烧肉的感觉

联想控股董事长、联想集团创始人/名誉董事长 柳传志

“你幸福吗?”注定是今年的关键词。对于这个问题,中国企业“教父级”人物――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先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挨过饿的人吃红烧肉,跟没挨过饿的人吃红烧肉的感觉不一样,所以说幸福本身实际是一种感觉,看你自己怎么去品评它。”

“在人生存的基本条件满足以后,不断设立新的追求目标,这个追求的过程和达到目标后的愉快,都会让我感到幸福。”从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平房开始白手起家,一手打造出近乎登顶全球最大PC厂商,柳传志表示这里的每一步过程,都有很多的故事,每一个故事形成的时候,都会给带来一份特殊的欢悦。

“我们种了一棵树,费尽了千辛万苦,树长大了结了果,这应该说达到了我们的预定目标,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把果子全摇下来的。”柳传志以树上的果子为例,认为摇果子的过程就像每达到一个阶段目标以后,会开庆功会,让员工能够提升士气,会对外开发布会,提高企业的声望,因为是大家实实在在自己做的,应该让大家知道是怎么做的,这个过程本身其实是一个全体团队的享受。

“当初定这个目标定得高不高,做的时候跟预设的环境一样不一样?当时我们怎么做的?”对于内部的复盘,柳传志认为则是更大的享受,不管是公司的高层复盘,每个具体部门复盘,复盘的结果使每个人都感到,不但是提高了自己的工作能力,而且很有成就感,因为每个人在这里面都起了作用,这种一种特别强烈的幸福感觉。

而在中国能让企业家们感到不愉快的事情,柳传志指出有两种:第一种,做完了事儿以后自己的产权得不到保护的时候,这个肯定会不愉快;第二种,另外更不愉快是不按规矩来、不按秩序办,这种时候人们会感到不愉快。

以下为观点原文:

柳传志:

让我谈谈我对幸福的感觉,跟经济改革没什么实际关系,所以说我因为一个做具体企业工作的人,比较能谈的事儿主要还是企业的微观管理,那么今天我就想就这个问题谈谈我自己的看法。

我们每个人由于年龄、性格、我们阅历的深浅、处于的环境的不同,对幸福的理解肯定是不一样的,我自己作为一个白手起家的创业者,然后后来变成了一个企业家,那么什么事儿能让我觉得幸福呢?

我谈两点吧,第一点就是对我来说,在人生存的基本条件满足以后,不断设立新的追求目标,这个追求的过程和达到目标后的愉快,都会让我感到幸福,就是不断地设立新的目标,这个追求目标的过程和实现目标后的愉快都会让我感到幸福。我们联想在1984年成立的时候,是在一间小平房里成立的,出来的时候真的什么都不懂,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做,用我们自己的讲话是属于一个叫做蒙着打的阶段。

在这个蒙着打的过程中,我们先发明了,先就是卖过电子手表,也卖过旱冰鞋,被人骗走了很多钱。后来我们发明了联想汉卡,装在了电脑上来促销电脑,结果发现促销电脑的利润比卖联想汉卡的利润还高得多,于是我们就走到了代理的队伍里面去。当我们逐渐地熟悉了代理的这个业务以后,我们就下决心想自己能不能成为有自己品牌的电脑。前面那一段比如说卖旱冰鞋、电子表、怎么去给人当代理,那个时候是所谓蒙着打的。但是到后来要树立自己品牌的过程,这个里面就开始有瞄着打、想着打的过程,这里面就有一个不断设立目标的过程。

在八十年代的时候,想设立一个自己品牌的电脑,实际上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在做代理的过程之中,逐渐摸索了什么是市场,怎么去做促销、做经营等等,觉得我自己又是计算所出来的,觉得我们有能力做自己品牌的时候,其实会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第一个困难就是国家当时不给我们生产批文,因为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那时候你是要想做生产厂家的话,需要拿到国家的批文的,当时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跟我们科学院的副院长讲,说我们国家已经引进了80多条生产线了,所有的生产线都是亏本的,为什么还要再给你们引进呢?因此就拿不到这个生产批文,拿不到生产批文于是我们就要想很多办法,比如说绕道在香港,在香港成立了一家小的企业,在那儿开了一个作坊可以能够生产主机板的,然后我们主机板在拉斯维加斯展览的时候,被国内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发现了,那么多外国企业里面还有一家中国的公司在那儿卖主机板,于是我们就得到了生产批文。

后来我们在香港由一个小的作坊,逐渐地生产出了产品质量合格的主机板,但是香港那个地方的成本越来越高,我们又把作坊搬到了深圳逐渐变成一家工厂,然后质量又如何不好,怎么样去调整质量、改进性能,怎么样用高价外汇买回来合适的元器件等等。当时能形成一个自己品牌的电脑,是非常不容易的,要做很多的工作。但是这确确实实每做一步的时候,离我们的目标逼近一步的时候,那真的是一种非常愉快的感觉。

到了1990年、1991年的时候,我们有了自己品牌的电脑。但是到了1994年前后的时候,我们国家以前是保护所谓民族品牌的,这种保护当然实际是不可取的,因为怕这个外国的电脑进来以后冲击了中国的民族品牌,当然不是主要冲击我们这样的,主要是冲击我们国家投资的像长城这样的大的国有企业,因为国家投了很多的资,希望我们自己的这个品牌能够健康生长。谁知道由于你一保护的结果,结果电脑的价格又贵、质量又差,影响了各行各业对电脑的使用,因此国家后来就放开了,就把这个批文取消了,进口过去是要批文的,把批文一取消,把进口的关税一降低,这时候外国的电脑就大批量地引进了中国。这时候我们刚刚有了自己的品牌,马上就会被人家湮灭,在当时是在1994年前后的时候,我们占中国市场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比例,IBM、康柏等等进入到中国来以后,我们就会受到非常大的冲击了,我们应该讲无论从技术、资金这些角度上,跟这些外国的大企业比,真的是小舢板和航空母舰这样的比例,这么比真的不为过,差得太远了,但是我们竟然就从占整个市场的2%一直打到了2001年的时候,我们占了中国市场的27%,占了一个绝对第一的位置。

这个每一步的过程,这里面都有很多的故事,每一个故事形成的时候,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份特殊的欢悦。后来戴尔进入中国,戴尔当时发明了一种新的业务模式,从美国打到欧洲打败了康柏,打到中国,我们又打不过人家,2001年我们的市场份额又下跌,我们又苦苦研究人家的打法,最后我们研究出一个新的双模式的打法,我们在中国就打败了戴尔,后来又并购了IBM等等,成为了一个国际型的企业。

今天我们在并购IBMPC以前,我们营业额是29亿美元,那是2004年的时候,现在我们2011年的时候,我们的营业额做到了298亿美元,我指的仅是电脑这一块儿,市场的份额占到15.7%,马上下个季度我们就可以更进一步了。

这些事儿本身这个过程,我觉得是一种愉快,达到最后的结果肯定那是一种更大的愉快。这个过程中每一个艰苦的过程完了以后,打了胜仗、败仗,和同事们在一起复盘、研究我们为什么会打败、为什么会打胜,这个过程本身其实你可以把痛苦变成一种愉快的感觉。真的就打胜了以后,你也可以让它一下子过去进入到一个新的战役,你也可以细细地拆开来享受其中的过程。

我们经常喜欢说,我们要把树上的果子全摇下来,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种了一棵树,费尽了千辛万苦,树长大了结了果,这应该说达到了我们的预定目标,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把果子全摇下来的。我举一下摇果子的过程,像我们每达到一个阶段目标以后,我们会开庆功会,会对外部也有发布会,庆功会内部让自己的员工能够提升士气,大家都感到我们为这个共同的事业做了努力,发布会可以提高企业的声望,因为我们实实在在自己做的嘛,我们应该让人家知道我们是怎么做的,这个过程本身这其实是一个全体团队的享受。

而我觉得更大的享受还是内部的复盘,当初定这个目标的时候,定得高不高,是不是定得偏低了还是偏高了,做的时候跟预设的环境一样不一样?当时我们怎么做的?这个公司的高层复盘,每个具体部门复盘,复盘的结果使每个人都感到,不但是提高了自己的这个工作能力,而且很有成就感,因为每个人在这里面都起了作用,这种成就感的感觉,我觉得是一种特别强烈的幸福的感觉。

还有那当然就是最后的结果了,因为每达到一个新的目标以后,企业的利润又会提升,给股东有回报,员工们有回报。我们经常做的事情是在做以前,其实是可以告诉大家,做完了以后我们每个人物质上可以得到什么、精神上可以得到什么,到最后的时候超出了预定的目标,每个人能得到自己赢得的一份儿,这个本身确确实实是一种享受。

我自己其实应该讲,1984年的时候,我家里穷得一塌糊涂,固然在那个时候也并不觉得穷的原因是,我的科学院的同事们都这么穷,大家都一样。但是这些年生活实际是在不断地提高之中,如果在提高之中能够品评我们是怎么提高得来的,那会觉得有更愉快的感觉,这就有挨过饿的人吃红烧肉,跟没挨过饿的人吃红烧肉的感觉不一样,所以说幸福本身实际是一种感觉,看你自己怎么去品评它。

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就是追求的过程中难道都是很愉快的,都是幸福吗?不,也有不是的,有令人不愉快的地方、不幸福的地方,那是什么呢?我想说就是在竞争的过程中的正常程序,比如说进来了更厉害的竞争对手,或者是竞争的环境发生变化,要我们去调整、去适应,或者为了追求事业的成功,要内部进行沟通和外边进行沟通,像外边和供应商、银行、政府部门等等,这些本身都是正常的,心态都应该放平静,哪怕你是去好好跟人家说话,或者说去求人家等等,我觉得都应该是正常的。

这个不愉快的事儿主要是遇到了不按次序办的时候会感到不愉快,就是当这个事情有的时候,不是我们自己能解决的。

我举一个例子,1992年、1993年我们在深圳当时办了有一个工厂,当时进口的时候海关给了我们不公正的待遇,我们当时因为年幼无知,不懂事儿就告了状,告状的结果就是上面上来对海关这个,我觉得其实也没有批评当时深圳的海关,只是没有按他们预定的做法对我们进行更大的惩罚。可是后边得来的事情就麻烦了,我们在香港每天有大量的运元器件的车到深圳过关,然后在深圳生产了我们的这个产品,主机板,然后再运出去通过香港出口到海外,每天早晨由于当时的海关少,这个关口通关的少,所以说大货车就要排很长的队,大概要等一个多钟头,一眼望不到边全是大货车,当联想的货车到的时候,海关的同志会说这个车是哪儿的?是联想的,那出来查一查,这个谁都不能说什么,查了没什么事儿很好,回头从头排队,又要从头往回排,这样的话一天的工作就耽误过去了,你几次以后感觉到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不能待了,遇到这种情况心情肯定是,谁也不会觉得这种事儿幸福。

我们自己的好处就是还是会调整自己的心情,觉得这只是某一个地方的小环境不好,我们可以绕开这个小环境,后来我们到惠州建立了生产基地,那个地方政府给了我们地,请我们去,这时候我们就会跟政府谈,如果我们在这儿建一个很大的生产基地的话,我们希望政府建一个办公室,这个办公室里只有一个口对我们,不能你下面的各个局,比如说税务、工商,所有的部门对我们,我们不能接受,我们就是你们内部协调好了,办公室一个口对我们,这样行不行,人家说行,后来果然这么做的,就减少了很多的麻烦。

在这个过程之中,在中国确实做事情,只能够有理想而不理想化,你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变得很理想化,那真的是在中国会碰壁的。这里面我觉得这是企业家们感到不愉快的事情有两种。

第一种,做完了事儿以后自己的产权得不到保护的时候,这个肯定会不愉快。

第二种,另外更我的不愉快是不按规矩来、不按秩序办,这种时候人们会感到不愉快。

今天的联想是一个有一定规模的企业了,遇到这种事情是越来越少了,但是我知道很多中小企业还是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当我到有些省、有些地方去跟领导同志在讨论我们业务的时候受到了非常多的支持,这时候我更多地感觉觉得还不仅是因为我们有一定的规模,更重要的感觉是我们自己历来都注意,特别注意尊重政府、尊重对方,同时说到做大,我做不到的事儿我从不允诺,我从来不开这个空头支票。

比如说一件事情大概需要2亿的投资,我们说成200亿的投资,大作渲染,到最后的时候实现不了,这样的事儿我们从来不做。

编辑: 柳洪杰 标签: 柳传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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