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热”背后商机的喧嚣与浮躁
寻找高密
新华社供图
高密平安庄 赵涵漠摄
位于高密一中的莫言文学馆 赵涵漠摄
高密平安庄 赵涵漠摄
10月14日晚，高密县城内一家经营电脑配件的路边小店店主利用投影仪播放电影《红高粱》 CFP供图
青白色的玉米棒子皮，而不是高粱穗，七零八落地躺在土路上。路旁，红底白字的条幅抻得平平整整，挂在铁丝网上，写着“热烈祝贺家乡作家莫言先生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大爷，莫言家的老房子怎么走？”我问一位坐在自家院门口的老人。
“谁？你找谁？”他用手拢着耳朵，大声回问。
“莫言，那个作家。”
“噢！”他点点头，笑嘻嘻地伸手往远处指着，“往那边一直走，看见门口也挂着红灯笼的地方，就到啦。”
这是10月14日，莫言获得诺奖后的第三天下午，我在作家的老家、山东省高密市大栏乡平安庄。评论者说，这片在莫言书中总是以“高密东北乡”的名字出现的土地，已从“一个默默无闻的、隐秘在胶东平原边缘的丘陵和平原过渡地带的微地，扩展为世界性的中心舞台”。
两年前，我在济南长途汽车站准备搭乘前往菏泽的长途车，从众多大客车里发现了“高密”的牌子。当时，我简直恨不得跳上那辆车，去看看，莫言笔下反复出现的高密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如今，我站在岔路口前。左边，一溜大红灯笼沿着半空中的电线向前延伸；右边，电线杆上光秃秃的，什么装饰也没有。
向左，跟着灯笼走，就能到达目的地。
莫言旧居的两批来访者：韩国人和风水先生
目的地是一处红瓦黄墙的平房。贴着春联的破院门轻轻掩着，只有一个铁钩象征性地保卫着这个早已无人居住的院子。
莫言在这里出生、长大、结婚、生子。但自打1993年以后，他搬去了高密县城，不习惯在城里生活的父亲和二哥也搬到了附近的另一间院子，这里便再没人住过了。
院子里，杂草已经长到一米多高，东西厢房只剩一堵坍塌的墙。窗户残破不堪，只能用石块和泥巴糊上。房顶和围墙的白灰四周飘洒，铺在炕上，还铺在莫言结婚时花54元钱买的收音机上。
在此前的两天里，这间距离小城高密还有30多公里的普通农村院子，突然变得热闹极了。世界各地的记者、文学爱好者纷纷到此参观。由于人数太多，房子太小，他们只能分批进入。莫言的一个侄媳不得不暂时充当起“业余导游”来。
一位四川记者发现，有的参观者用手轻轻摸了摸莫言当年干活的农具；一些梦想着成为作家的人，“用拇指在莫言小时候做作业的木桌上轻轻划一下，希望沾一点文学灵感才气”。
距离宣布文学奖结果已经过去三天，这里的热闹正在慢慢平息。莫言旧居门口，只有一个头戴解放帽的老大爷用方言回答着记者的问题。而村里的一些年轻女人们则抱着孩子聚在那，叽叽喳喳地聊天儿。
可不远处，在莫言的父亲管贻范和二哥管谟欣的家里，他们又接待了新一批来自韩国的客人。
那两个韩国人在胶州开厂，因为在韩国就看过由莫言小说《红高粱》改编而成的电影，所以专程开车来到这里。“恭喜，恭喜，全世界，有名了。”戴眼镜的中年人用不算流利的汉语说。
“没有，没有，很普通。”管谟欣双手合十，喃喃着，脸上现出一种疲惫的神情。早在10月11日那天下午，十多家媒体就已经来到这里。从管谟欣和90岁的老父亲坐在银灰色的彩电前收看晚间新闻，一直到李瑞英在新闻联播里发布了这条快讯，他们终于在7点多的时候等到了自家媒体需要的、莫言家人愉快的表情。
那天夜里，中外媒体先后登门。管老爹凌晨两点才睡，两个小时后又被电话吵醒。以至于高密市的一位领导不得不在次日拜托媒体：“请大家让老爷子睡个好觉。”
从那时开始，媒体包围了这座院子。管家先后迎进了包括路透社、法新社、瑞典电视台等在内的几十家媒体的100多名记者，并反复回答着类似的问题。
其中一个最为常见的问题是：“你能联系到莫言吗？”
“他手机好像换了新号，获奖以后我们还没联系过。”管谟欣总是重复着这样的答案，然后一遍遍地往记者的茶杯里添水。
这个周日的下午，管谟欣与两个韩国人聊起了《红高粱》。他提到，这部小说确有其原型，那是1938年发生在孙家口的伏击战，“当时打死了30多个日本鬼子”。
韩国人伸长了脖子，可是他并不太能听懂管谟欣的山东话，“日本，的什么？”
“日本鬼子。”管谟欣又用同样的口音重复了一遍，“你们韩国也曾经给日本人侵略过吧？”
“噢，噢。”韩国人疑惑地点点头，他还是没能听懂这个故事。
不久后，这间晒满金黄玉米的小院又迎来了另一个客人——一位风水先生。他将墨镜反戴在后脑勺上，脚下穿着双蓝色塑料拖鞋。“老先生，恭喜！”他走过去，自来熟地握住管贻范的手，四周打量起来，“我是一路摸过来的。您这里，可真是个宝地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