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棱镜门”事件所披露的内幕信息引起轩然大波,斯诺登也一度占据各大媒体的头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事件并未淡出众人视线,其造成的后果与反思仍在持续发酵。在后“棱镜门”时代,“四处开花”的美国情报机构也遭受到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后坐力。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当下的美国已经越来越接近自己最反对的专制国家,而“棱镜门”事件不过揭开了它所犯下罪恶的冰山一角。美国政府几乎监控了民众的一言一行,美国国家安全局(以下简称国安局)将获取的信息传递给联邦、州和地方一级的机构,利用这些信息打击小偷小盗。同时,这些机构还会得到指示将信息“洗白”,伪装成是以合法的手段获取了这些信息,以免让辩方律师抓到把柄。比如,美国会把搜集到的敏感情报交给以色列、英国等其他盟友,然后这些盟友再转回给国安局“洗白”。这些手段都让美国一步步滑向专制的“警察国家”。
就对外而言,“棱镜门”事件后除了“五只眼”联盟浮出水面,最新的文件更是显示美国的“帮凶”绝不仅限于这四个国家,另外还有“第三方伙伴”的存在,如法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瑞典、比利时等。美国针对他国的情报搜集也绝非为了所谓的“国家安全”,而是为了操纵外交事务和谋取经济利益。
有罪就有罚,美国人向来具备反思精神和纠错能力。从美国国内看,美国人民对打着“维护国家安全”旗号的情报机构并不买账。近日,美国法官在长达86页的行政判决中认为美国国安局的数据收集技术很有可能是违宪行为,因为其侵犯了每一个美国公民的自由权。判决书还把这样的技术比作“奥威尔作品中才有的情形”,认为这足以吓到美国宪法制定者詹姆斯·麦迪逊。唯一能让国安局缓口气的是,法官给予机构六个月的时间可以继续其行动,也为其提供了上诉的时间。
该案件或将成为美国国内首例判定美国国安局违宪的案例,对奥巴马政府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也将其逼入了两难境地。奥巴马要么化危为机,借用这次案件对监听项目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要么就只能硬着头皮迎接这场法律持久战。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其结果只能在最高法院上见分晓。这一案件得到了赞成约束美国国安局人士的支持,久未露面的斯诺登也罕见地发表公开声明,声称这个案件证明了自己的清白。最让美国情报机构头疼的是,这样的案件注定不会是个别现象,其他联邦法院在未来也将判决类似案件。案件背后体现出的逻辑是,国安局不想公开,或者根本无力证明其大规模搜集数据的手段如何能阻止恐怖袭击,这一点目前对于美国民众来说是最不可饶恕的。
美国的企业也不肯放过国安局。以苹果、谷歌、脸谱、推特等为代表的硅谷科技企业对国安局大加指责,希望奥巴马政府能够全面改革国安局,保证政府在向企业要求提供用户信息时,企业有权告知用户,并要求政府进一步约束监控行动,重新恢复政府的信誉。为了平息这些企业的怒火,奥巴马在12月17号会见了这些企业的总裁,承诺会对他们的意见予以考虑。
奥巴马急于会见这些科技企业总裁有自己的考虑。首先是姿态问题,展现政府对这件事的高度重视,并通过会面加强政府与企业在监听问题上的沟通。另一方面,这也表明奥巴马承认情报机构的行为确实已经对科技企业甚至美国经济造成消极影响。思科系统公司曾表示,自打世人知道国安局偷偷潜入思科在全球的数据库获取数据后,公司的海外客户就不断锐减,其他科技企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由于各企业危机公关能力的不同,部分美国高科技产业将会因为国安局的鲁莽行为陷入信任危机,严重影响业务表现。此外不得不提的是,这些科技企业总裁都曾在奥巴马的竞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奥巴马筹得大量竞选资金。从这个角度讲,奥巴马又要陷入“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局面了,究竟是企业商业利益或者经济利益更重要,还是国家安全利益必须压倒一切?
在国际层面,美国情报机构同样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各国纷纷指责美国情报机构的越界行为,甚至连传统盟友都不给老大哥面子。“棱镜门”事件牵出了美国情报机构监控德国总理默克尔手机的丑闻,默尔克对此自然是怒不可遏,在与奥巴马的对话中直言不讳地把美国国安局比作东德时期的秘密警察,足以体现她对美国国安局行动的恼羞成怒。最近斯诺登在写给巴西的公开信中提到,巴西是美国在南美监视对象中的重点,而巴西对美国的抗议则不仅停留在口头上,还采取了实际行动。12月18日,巴西政府宣布将不会购买价值45亿美元的美国战斗机,官方声明不选择美国战斗机的原因是出于飞机性能和成本考虑,但是所有人都明白,巴西此举无非是抗议美国情报机构此前针对巴西公民和官员,包括巴西总统罗塞夫在内的情报搜集活动。
不但盟友和伙伴批评美国情报机构的嚣张行为,世界大多数国家在反对美国情报机构这一立场上也形成了统一战线,美国成为众矢之的。而正是在德国和巴西的推动下,联合国于12月18日通过了题为“数字时代隐私权”的联大决议,强调民众在线上的隐私权应该得到与线下一样的保障。决议本身并没有注明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但不可否认,正是由于“棱镜门”事件催生了这份提案。提案对各国无强制效力,却在道德和政治层面具有重大意义,是自由进步主义者和保守自由主义者的共同胜利,体现国际社会对保护网络和电子通讯使用者隐私权的态度,表达对他国越界情报行动以及对个人数据大规模搜集的忧虑。虽说这无法将美国情报机构彻底关进牢笼,但这样的国际共识在一定程度上设定了未来的国际议程,有助于建立政府行为的新标准和新预期,促进国家政府从隐私破坏者向保护者身份的转变。未来,美国情报机构开展工作将更有难度,其大展拳脚的空间也必然受到限制。
面对各方责难,美国白宫于12月18日提前公布了“情报和通信技术总统审查小组”撰写的改革方案报告,题目为“变化世界中的自由与安全”。报告长达308页,提出了多达46项改革建议,其中提出了对美国境外非美国公民展开监控手段时的关键限制措施,如行动必须由法律授权或者有正当授权的行政命令,必须旨在维护美国或者盟友的国家安全,不得以其他非法目的为理由开展行动,不能因为非美国公民的政治观点和宗教信仰为理由开展行动等等。此外,报告更是建议国安局停止对电话信息的存储,而是把数据交给电话公司或者第三方,之后获取数据必须经过外国情报监视法庭同意。报告的总结部分点出了改革方案的核心观点:“美国应该给予非美国公民更多的隐私保护。”
这份报告的出炉可说是正当其时,因为恰好在“违宪案”发生之后,政府到了必须回应民意的时候。尽管美国情报机构表示自己的行动合法、客观且受到政府监督,但自“棱镜门”事件之后,不仅“违宪案”发生了,由总统组织的审查小组所起草的报告也对国安局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情报官员却坚持认为,电话和网络数据的搜集对于美国阻止恐怖袭击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奥巴马表示目前不太可能对监控行动做出大的调整,但是这份由奥巴马谋士们撰写的报告仍然对白宫施加了一定压力。预计奥巴马将在明年1月宣布自己的决定,如果奥巴马采取报告中的大部分建议,那么对于政府的监视政策来说将是大刀阔斧的改革。然而,政府和国会内部存在分歧,加上情报官员对这份报告反弹严重,白宫官员更是暗示奥巴马不会对电话数据搜集行动做出改变,究竟这份报告是否会被奥巴马和国会采纳,采纳后是否能真正落实到国安局的改革中去,前景恐怕不容乐观。
就在不久前,一位国安局官员建议美国应当赦免斯诺登,以换回那些仍然掌握在他手中的绝密文件。白宫发言人卡尼却给这位官员泼了盆冷水,表示这种看法只是官员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政府。政府对斯诺登的态度没有改变,斯诺登回国后依然将面临法律的审判。这么看来,斯诺登之罪短期内无法被赦免,可是,谁又能来赦免美国情报机构的罪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孙成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