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7日,巴黎上千名中国留学生自发组织保护北京奥运圣火。这场全球行动很大程度上令国际社会重新认识中国。

3月16日,纽约时报广场南端的8块大屏幕播放大型新编史诗京剧《赤壁》,将京剧艺术近距离呈现在纽约市民面前。（《南方周末》资料图）

中国日报网中国在线消息：那些在海外工作、学习和生活的中国人，无论他们现在的国籍是哪里，无论他们从事着何种职业，无论他们身处哪个大洲，他们每时每刻都以自己的黄皮肤感受着独特的温度。

事实上，他们感受到的温度，就是世界对“中国”这两个字的温度。

1949-1979：“你们好像是从另外一个星球来的”

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收到了大量来自美国各地的信件，有人“策反”，希望“中国代表团大使投奔自由世界”；也有人说“中国很大很可爱”；还有人在信封里夹带几十美元，说“知道你们比较穷，所以送你们一些钱，希望你们过个愉快的周末吧”。

资深外交家吴建民说：“春江水暖鸭先知，外交官就是鸭子，对国家地位是最敏感的。”上世纪60年代初，二十出头的吴建民刚刚开始自己的外交生涯。这位后来的中国驻法大使，第一次申请赴法签证时被拒签了。

甚至，他作为中国代表前往塞内加尔参加“西非学生总会代表大会”时，也被扣留在塞内加尔的首都达喀尔长达48小时，最后被遣返。“他们认为我们是来煽动造反的，是危险分子。”吴建民对本报记者说。

彼时，中苏关系全面恶化，新中国同时面临西方国家的封锁和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冷遇。直到“亚非拉第三世界弟兄”令1971年的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世界”才终于开始敞开面对“中国”这两个字。

胜利的喜悦提前了一年——秘密访华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和毛泽东会面时原本“乐观”估计，要到1972年的27届联大才能完成这项任务。

于是，三十余人的中国代表团匆忙组建，在一个月内就飞往纽约。

前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吴妙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他们抵达纽约后，所住宾馆的服务员对他们说：“你们好像是从另外一个星球来的，但你们看起来都很善良。”“那时的美国人只知道中国有孔子，有古董，饮食不错，有人的印象还停留在女人缠小脚、男人穿马褂上。”吴妙发说，“但他们还知道中国爆炸了原子弹，文化大革命让父子成仇、教授自杀。”

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会议上批“美帝”，更批“苏修”，演讲往往非常叫座。工作之余，外交官们在纽约的中央公园散步时，人们总要向这些来自“红色中国”的人亲切问候，“嗨，在纽约过得还愉快吗？”那几年，代表团收到了大量来自美国各地的信件，有人“策反”，希望“中国代表团大使投奔自由世界”；也有人说“中国很大很可爱”；还有人在信封里夹带几十美元，说：“知道你们比较穷，所以送你们一些钱，希望你们过个愉快的周末吧。”

不过那时，中国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日趋冰冻。前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一秘李同成对本报记者说，1975年他在驻苏联使馆工作时，使馆曾经试图组织一场宴会，向那些为使馆服务的“工人阶级朋友们”表示感谢，包括暖气工、水电工等等。

使馆准备了六十多人的丰盛食物，但最终，已经接受请柬的客人们无一前来，原因是他们接到了“上面的”命令。“其实我们私下还是挺友好的，不谈政治。”李同成说，“当然，也能感觉到，他们觉得我们弄文化大革命简直是胡来。”

1971年之前，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仅有64个，而到1979年中美建交之时，建交的国家数达到了119个。

当周成刚坐商务舱到世界各地出差或旅游时，已经离开澳大利亚多年的他，还依然会回想起自己当年在悉尼锯木板做苦力的日子。“我能够感觉到，自己在和这个国家一起成长。”他说。

新东方教育集团副总裁周成刚，1995年刚到澳大利亚留学。有一天他在公园里坐着，一个当地人从身边走过，踢了他两脚。“倒是踢得也不重。”尽管这两脚让周成刚感到“很不舒服”，但他也“没有办法”，“可能是这地方不能坐，咱们触犯了人家的规矩吧。”

某种程度上，当世界接纳了开放的中国后，隐约而至的“冲突”，必然将取代初见时的热情招呼。“去澳洲的华人越来越多，华人生存能力强，不可避免要抢当地人的工作机会，抬高当地房价，甚至逃税、打黑工，难免让当地人有些看法吧……有时候去租房，房东都不给中国人租！因为中国人天天烧菜，会把油烟机熏坏。”

周成刚对记者说。“在改革开放初期，西方世界整体上对中国建设现代化持怀疑态度。”吴建民说，“一九八九年后，苏东剧变，原先由于共同应付苏联而搁置的误解和偏见就大大爆发了，甚至出现了‘中国经济崩溃论’，称中国改革完蛋了。”

1995年来到美国新泽西州Morristown的初二学生任贝贝的经历，或许能成为“偏见”的注脚。“我的英语老师竟然很严肃地问我，是不是在中国吃不饱饭。”她说，“还有历史老师，他看了我带来的春晚录像带，居然问我说，中国的男人不是应该穿马褂的吗？”一位在美国的留学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和爸爸一起去看望移民多年的婶婶时，婶婶居然上街买肯德基招待他们，而且说：“这些不健康的东西我们平时都不吃，就是因为你们来了……”“她总觉得肯定比我们生活得强，听说中国有什么了都挺吃惊。”这位留学生说。

十几年后，当周成刚坐商务舱到世界各地出差或旅游时，还依然会回想起自己当年在悉尼锯木板做苦力的日子。“我能够感觉到，自己在和这个国家一起成长。”他对本报记者说。

很多时候，这种成长意味着忍受偏见，但更多的时候，成长着的，是世界对中国的实力的认知。而正是这种“成长”的感觉，促使许多在国外的中国人，选择了回到中国。

任贝贝已经加入美国国籍，但她依然辞去了在纽约金融公司的工作，去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担任著名节目《摩天轮》的主持人。她记得2006年在华盛顿的肯尼迪中心看了一场中国特色的演出，她的在美国长大、只有10岁的表妹在听完《二泉映月》后拉着任贝贝大喊：“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美的音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