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中国人在非洲的辛酸事 机场被勒索是常事

河北省定州市吕家庄村，这个常住人口不到三千的小村庄。街道宽阔，两旁都是装修精细的两层小楼。但马路上却是行人稀少，冷冷清清。最热闹的时候就是孩子们午休或者放学的时间，骑着自行车打打闹闹。孩子们扔着书包，相互打闹，要是某个孩子因此掉下车子，笑声不停，直至悠然消失在巷子中。街道两旁总会看到零零散散的老人坐在自家带来的小板凳上聊天。老人们偶尔聊聊往事，回忆回忆以前的生活。

然而，夜幕降临时，一片寂静重新覆盖这个小村庄。

和中国的很多农村一样，吕家庄的很多劳力为了挣钱，都选择外出打工。而村中心的机票代售点会给人们一点提示，这里的人都是出国打工，非洲、新加坡是最主要的目的地。吕家庄常年有四、五百人在国外打工，挣回上千万的工资。

据代售点经营者孙丰涛介绍，每年村里来到他的小店买票的多达两三百。村里70%的劳力都有过出国打工经历。十年前，非洲是最受欢迎的路线。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的出国路都一帆风顺。上个月，尼日利亚移民局逮捕了100名中国商人，罪名是非法贸易和非法居留。最后尼方释放了70名中国人。这也让舆论关注到了那些在非洲打工、做生意的中国公民的人生安全。对他们来说，非洲充满了机遇，也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其中一些人正考虑从这个神秘的大陆回到中国，或者转战新加坡，获得更安稳的环境。

****高工资待遇

与河北的大多数村庄不一样，在吕家庄，装修豪华的小楼房随处可见。曾在毛里求斯打工17年的高振尧建起了10间大房子，房间内部装上了地板，电脑和网络应有尽有，尽管多数时候都是儿子和孙子在摆弄。

1995年，高老汉跟随一家建筑公司到了毛里求斯，尽管天气炎热，他依然坚持了下来，每年可以挣到六七万。到了09年，一年10万不成问题。

吕家庄的长途迁徙始于1989年。那时的吕家庄穷的揭不开锅，除了每户1亩4分地再无其他门路挣钱养家。而这些土地也仅仅能满足温饱需求，孩子的教育和其他日常开支总是让村民们捉襟见肘。迈出最早一步的是李振英。1989年年底，他带着北京一家建筑公司的合同回到吕家庄，招募建筑工人去加纳。当时公司承诺支付工人1.2万到2万元的年薪。而这个数字至少相当于在家里干活所挣的10倍。

然而，面对机会，很多村民犹豫了。他们在对于改善生计的渴望和对未知世界的恐慌中徘徊。“对于外界的无知变成了一种恐惧，很多人从来没听说过非洲，怀疑去了非洲能不能活着回来”。

但是，对于高振尧来说，当时没有选择。贫困就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众人的肩膀上，高振尧选择了迈出第一步。最终，他和另外四个村民加入了李振英的行列中，签订了两年合同，踏上了非洲征途。随后的两年间，这六个人杳无音信，甚至村民们传言他们死在了非洲。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1991年，高振尧带着3万块钱现金和一台彩色电视机回到吕家庄。在回家的当晚，村民们蜂拥至他的茅草房里，他人生中第一次做了一回演讲者。后来，他用在非洲攒下的钱盖起了小楼房。现在，家里的房子越来越多，人丁也越来越兴旺。

接下来的十年中，吕家庄的村民很幸运。很多人都在中国援建非洲的工地上打工。虽然他们不懂什么高科技，木工、钢筋工、砖瓦匠这些活不在话下。

一些聪明的打工者逐渐开始了自己的创业路，多数是自己雇人，通过承包大公司的工程项目挣的更多。曾经在阿联酋、安哥拉、毛里求斯打过工的郭平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通过打工攒下的五六十万资金，老郭雇了十几个人承包了刚果(金)的工程，这些中国人都是技术工，体力活缺人时就招一些当地人，成本更便宜。据郭平良透露，单这一个项目就能挣不下20万。如果项目更大的话，收益更多。

在定州市，每年有近2000人出国打工，吕家庄属于出国大村，享有河北出国务工第一村的美誉。仅去年一年，全村就挣回来近5000万的工资收入。

孙丰涛介绍，2000年以前近90%的吕家庄人都去非洲了，现在大多数人都去新加坡，因为那里更安全。江海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定州分公司经理安鹏飞说，江海做的最多的是新加坡的劳务输出，非洲只有建筑工这一类，但是由于签证手续繁琐、时间长的原因，非洲已经不是理想的打工地点了。

****恶劣的环境

上个月，西留春村的边子立和几位工友刚从安哥拉回来。工程尚未完工，但是由于当地举行总统大选，他们被迫先行回国。回忆在安哥拉的经历，他感受到了潜在的安全因素。

去年八月，边子立以最擅长的木工手艺获得了去安哥拉做工程的机会。当他到达首都罗安达机场时，被一名安检员拦下了，不停的翻他的行李。老边当时就茫然了，不知道什么意思。身边的同行提醒说，这是在要买路钱。于是，边子立给了10美元。出人意料的事发生了，那个安检员还是不放行。“他伸出了三个手指头，意思是要30美元。”故事并没有结束，回程时，他又要给安检人员30美元。

“30美元倒不是很多钱，但是问题是我感觉像是被抢劫了一样，这样我觉得很不舒服。”

在安哥拉，边子立和工友们平时并不外出。活动场所仅限于工地。包工头经常提醒他们，工地外面很不安全，希望他们不要自找麻烦。语言不通是一个方面，让包工头更担心的是外面经常发生抢劫甚至谋杀案，最安全的办法就是闭门不出。

“我们还是挺害怕的，一般下班之后我就睡睡觉，或者在QQ上和老婆聊聊天。”

同时，很多中国工人都不习惯当地炎热的天气，经常会得疟疾等热带疾病。尽管中国公司都会自己带上一些药品，但时常遇到严重病情时，这些药物还是不管用，得去当地的医院，而当地的医疗水平也相当有限。有一次，一个工友发烧了4天，昏迷不醒，不得已打电话给他老婆。好在过了几天，他还是恢复过来了。

谈及是否会再去非洲打工，边子立顿了一下。“目前没有这个想法，尽管工资不错，但是工作环境还是不尽如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