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民强：我的前苏联义父

乐民强已经退休快二十年了。79岁的他和老伴住在离长春一汽总部不远的居民楼里。和他很多同事一样，乐民强家里的人要么还在一汽上班要么是在一汽干到退休。

一个周日的上午，阳光明媚，乐民强的头发显得有些乱。“这是我女儿的房子。但我们已经在这住了11年了，”他说。

乐民强是上海人，1953来到长春，那年他正值风华正茂的二十岁。“我没怎么读过书，那时候在上海一家工具厂工作，能被选上觉得很荣幸。”

在苏联专家的援助下，一汽，中国的第一座汽车厂正是在那个时候破土而出。

“苏联专家说，你们得自己学会怎么造汽车，这总要比我们派人过来帮你们好。所以，我就被选上去莫斯科的斯大林汽车厂实习，”老人回忆道。

在出发去莫斯科之前，乐民强在国内参加了半年的语言学习班。俄语很难，他还要学一些专业术语。但这些在日后给苏联来华专家做翻译的时候派上了很大的用场。

1954年6月，乐民强到了莫斯科。在那里，他遇上了自己骄傲地称之为“苏联父亲”的马那哈夫•伊万诺维奇。

马那哈夫那年49岁，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磨床操作工。他注意到乐民强还不怎么能完全听懂俄语的操作指令，于是很耐心地手把手教他。

后来，乐民强发现马那哈夫有一个女儿，和自己岁数一样大，但是一年前在向斯大林遗体吊唁的庞大人群中出了意外而夭折。

“这太不幸了，我多多少少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女儿，”乐民强说。“他给我起了一个俄语名字，叫米沙，我在苏联一年的时间里一直用这个名字。”

当有同事建议他认马那哈夫做义父的时候，乐民强很高兴地答应了。马那哈夫非常高兴，眼泪顺着脸颊留下来了，嘴里还不停喃喃道：“我的儿啊、我的儿啊。”

1955年五一节，马那哈夫带着他的中国义子去见自己的妻子。很多邻居也都在场。

“他们都想看看他的中国儿子究竟长啥样，”乐民强回忆说。

他们的友谊甚至引起了苏共机关报《真理报》的关注。他们来了记者采访，还拍了很多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