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必须在现代世界寻找新的支点
第三个观念性障碍，是对自身文化的认知。我们很多人认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们长期身处其中，哪会不知道中国文化？因此产生了一种目空一切的文化自傲，还把别人的文化反思批判成了文化自卑。其实，中国的古人言谈，并不等于中国的文化实践；中国的文化历史，并不等于今天的文化实力；中国的文化优势，并不能掩盖它的严重缺憾，而身处文化之中，更不等于获得了文化自觉。这就像我们天天呼吸，却并不一定熟知自己的呼吸系统和循环系统，更不一定熟知城市的空气质量。
中国文化在今天正处于重新选择、自主创新的关口之上，而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对话和融合，正是中国文化选择和创新的重要契机。
近30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把经济放在前面，把文化放在后面，这是一个聪明而又无奈的设计。没有想到的是，经济大发展所产生的震荡需要由文化来平衡，尚未转型的文化却成了大家索求的对象，于是文化更加变得怪异。把大话、空话当作文化话语，把伪饰、琐碎当作文化格调，把嫉恨、互伤当作文化行为，出现了“处处是文化却找不到文化”的现象。两次世博会中国馆的境况，正局部反映了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失语状态。
我诚恳地希望，从事对外文化交流的人，一方面，需要对外传播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又要以国际坐标来筛选和重组中国文化。要直率地告诉国内，国际间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少而又少，许多文艺演出在国外的所谓“轰动”，主要是那些在国外的中国新移民一解乡愁罢了。国际间并没有多少人痴迷着中国的儒家、兵法、武打、变脸、权谋或唐装。中国文化必须找到在现代世界堂皇存身的支点，既不是经济支点，也不是地理支点，而是文化本身的支点。这就需要不少醇静的中外文化学者一起来深思切磋，然后逐渐普及，再在普及中不断调整。现在离目标还相距甚远。
文化交流主要通过感性形象来实现
第四，文化交流的结果，是普通人对某种文化的自然喜爱和寻常好感，既不是国家话语，也不是概念话语。形象大于思维，感性大于概念，行为大于口号。最近几年不少官员和文人越来越喜欢用一大堆朗朗上口的成语、古话、形容词、排比句来描述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其中不少概念翻译成外语后，很难让别人搞明白其中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变成一种捉摸不透的“语言流”和“概念团”，成了文化交流的又一个障碍。
我记得，德国诗人歌德对中国人情感方式的惊喜发现，是通过中国古代一部三流小说《风月好逑传》，而不是通过他早年就读过的《论语》和其他中国经典。其实，我们对德国文化的感受，也不是通过什么官方话语，而是通过歌德、贝多芬、巴赫。
在当代传媒间，连篇累牍的概念式话语，常常比不过一张照片的反作用，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此外，概念式话语由概念式人物说出来，更难感动普通人。政府官员、发言人固然也是有血有肉的人物，但他们的职务带有一定的概念性，人们更容易想到他们的职务所包含的背景，因此比不上街头的随意采访更有说服力。
在最广泛的层面上，文化交流也必须选择真正具有国际说服力的感性形象。一个泰戈尔，就让印度文化纳入了西方主流文化。一个海明威，让欧洲文化接受了美国文化。在中国古代，玄奘、鉴真、朱舜水、利玛窦、汤若望、徐光启，都是这样的文化桥梁人物。在中国近代，胡适、赵元任、林语堂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人物，可惜兵荒马乱间都不得不中断了文化纽带的作用。现在中国的姚明、郎朗和几位具有国际号召力的电影演员，倒是实实在在起到了积极的文化纽带作用。我相信，在今后，文化交流主要不是以国家话语、行政活动的方式，而是以有魅力的桥梁式人物为中心来开展的。这种桥梁式人物，可能是艺术家、运动员、学者、慈善家、宗教家，但大多不会是官员。对此，我们要期待，要发现，要守护。
(来源：环球时报 2006年10月)
（作者是中国著名文化学者 余秋雨）
（编辑：王建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