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网评：中国发展模式及其潜在性危机
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推进过程中，拉美和东亚迅速崛起而发展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而混合经济所有制、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和集权型的现代化国家权力结构相互连结的独特的东亚模式，尤以东亚的经济高速持续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成功现代化成为世界瞩目的奇迹。
但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打击下，东亚模式遭受了巨大的挑战，各国均遭受经济损失和社会动荡，而中国却不仅经受了危机的考验，并且经济仍呈现着高速增长的态势，但种种中国崩溃论和危机预言仍是不绝于耳，基于这些情况，我想对中国模式与其潜在的危机做一些探讨。
中国发展模式
作为晚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中国错过了多次现代化浪潮，而始于1978年的中国转轨改革，本质上讲就是中国政府在新的思路下对社会主义经济进行的全新探索，是在原有框架内无路可走的不得已选择，这种选择也可以理解“为帝国制度通过自己的变体与世界接轨、调整自我以适应内外环境的又一次努力，是以延续党国寿命为目的的重大策略调整”。
纵观中国百年来的改革甚至于革命，很难用马克思的经典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判断，而是相反，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从输入西方的思想观念开始，至上而下的改革或革命。社会学家曹锦清认为：共产党新政权的成立，它的合法性，也主要是满足追赶的要求，要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民族的独立和民族的富强，要能平等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种心理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在本质上不要现代化，只关心增长速度，只一味求强求富，继而形成一个断裂的畸形的国家社会形态。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模式是典型的“渐进式改革”的发展模式，而邓小平用“摸着石头过河”精辟地概括了中国的改革模式。这也就不可避免了中国双轨运行的体制以及改革没有明确的目标性和方向性。
改革的起点是计划体制。改革的策略是在计划体制中不断引进市场因素，由此形成了一种过渡性体制——“双轨制”。随着新因素的逐渐壮大和旧因素的逐渐消亡，市场体制的主导地位得以确立，最终形成新的“单轨制”，即以市场为主导的混合经济体制。而在改革发展中，政府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政府总是在所有可行方案中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方案加以实施。同时，政府运用行政推动的方式，以及强大的宏观调控手段，保持高水平的社会投资和经济增长。有学者总结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是：政府推动，双轨增长。
改革开放是对社会主义合法性危机的反应。邓小平希望通过有限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加上更加有限的政治和社会改革，赢得经济增长，借此维持甚至强化执政党的统治地位。然而，改革不但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制度，也深刻地改变了它的政治属性和社会结构。而后者并不是出于改革者本身的初衷。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市场已经取得了统治地位，而加入WTO 更意味着“对外开放”已经走到了尽头。可以说，时至今日，就经济改革而言，剩下的仅仅是“修修补补”的技术性工作。但是，在发展是硬道理的布道下，政治改革却长期被束之高阁，近十年来所谓的渐进式改革，基本上“假改革、临时拼凑的内容日见其多，而根本改革的内容日见其少”。
90年代中期以来在政策研究圈流行的一句话：宏观好，微观不好，它的含义是：从宏观角度去看，中国经济增长一直保持相当高的速度，中央财政状况明显改善，商业银行资金充裕，少数都市非常繁华；而从微观层面观察，国内市场需求不足，多数企业开工不足或产品严重积压，失业规模不断增大。也就是说，宏观的“繁荣”和微观的不景气表现为鲜明的反差。孙立平教授指出，这种现象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之间开始出现了断裂。
我们仅从一组官方的数据中就可以窥见其中断裂性的真实存在：1997年中国的GDP增长率为8.8%，从业人员只增加1.1%；1998年GDP增长了7.8%，从业人员仅增加0.5%；1999年GDP增长7.1%，从业人员增加0.89%；2000年GDP增长8%，从业人员增加0.79%。
面临一个结构断裂的社会，面临一个非帕累托累进的发展现实，我们不得不透过重重繁荣发展和形势一片大好的数字的迷雾，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致命弱点与所面临的困境作一番剖析。
经济增长的背后
邓小平在对这二十年改革的理论预设时，是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作一种工具，把蛋糕做大的工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在邓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界定当中，也是作为一种手段和工具，目的是共同富裕。他反复地强调，如果出现贫富分化而不能得到有效的抑制，就产生两极分化，就是说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如果这从一种手段转变成了目的，转向一种难以逆转的结果，那么，他反复告诫全党，这个改革就走到邪路上去了。
而几年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下一个崩溃的亚洲国家会是中国吗？虽然他并未给出答案，但他明确地将中国的经济可以归类为“坏的经济”，是那种即将进入危机状态的经济体。
负责企业金融交易事务工作的华裔美籍律师章家敦博士一针见血地道破中国的所谓“亚洲奇迹”，乃是“臭名昭著的裙带资本主义、完全失控的银行管理以及官商权力资本以一种近乎洗劫的方式，极力支撑出来的表面繁荣。”作为中国崩溃论者，他在他的《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一书中指出：在亚洲金融风暴发生的1997年，中国经济实际上在内部已经遇到了严重问题，这不仅表现在中国经济一直处于缓慢的下滑过程中，更表现在中国一直引以为傲的渐进改革已经完全失去了动力。“金融改革毫无起色、国企问题日趋严重、贪污及社会贫困开始制度性弥漫”，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不过是以一种意外的方式暴露了中国这种渐进模式的另一面。本来是中国领导人痛下决心、革除体制积弊的时候，但自尊心和现实经济的压力驱使，中国领导人几乎完全搁置了制度改革，开始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短期经济表现，以GDP为唯一追求目标的执政思路达到“疯狂”的程度。朱镕基在任时所称改革的雷区，至今仍未有触及。中国成功地避开了亚洲金融风暴吗？不过是“将这种冲击通过政治手段强行分配给了中国的弱势阶层”罢了。
中国政府仍然是一个权力完全不受监督但却掌握大量垄断资源的政府，中国的民间财富已经有向政府手上集中的趋势。通过税收，通过毫无约束的借贷，通过股市募集，通过各种对行业的垄断与封闭，通过各种横征暴敛。而政府行为的“企业化”、“市场化”必然导致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失效。资源向大型垄断企业集中的趋势中，我们已经隐约看到了俄罗斯“寡头经济”的轮廓。
在所有者缺位，上级官僚代理人监督不力的条件下，官僚代理人出卖委托人利益通常会获得更高的收益。这种扭曲的激励机制导致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全线溃败。国有企业在竞争中溃败的另外一重原因，是它承担了过多行政和社会福利职能，它要承担官营工商业体系创立时期以低工资形式欠下的职工福利和养老的债务。在溃败面前，与国有企业利益相关的官僚集团一方面利用行政权力建立垄断壁垒，保护自己不受市场竞争的威胁，另一方面则利用财政和金融手段向全民转嫁自身的破产危机。在抓大放小，做大做强的背后，是政府不断地以“合法的手段”向国企大量输血和通过垄断高价攫取国民财富。
“一个自身权力不受制约，可以凭借合法暴力敲诈勒索、索贿受贿，可以出卖法律和公正，又可以向全社会和子孙后代转嫁风险的统治集团，是一个吸引力巨大的社会集团。这个集团吸纳寄生人口的膨胀趋势是历代帝国都无力禁止的。”而行政扩张和权力接管都只是这一社会集团的手段。党政的腐败，尤其是行政权力二十年来持续的扩张，行政机构的增设、人员的膨胀是其表象，而实际上是这个行政权力日益凌驾于社会。
由于在形式上建立起来的要素市场及其运行机制重新为行政权力“接管”，不仅渐进的市场化进程会被停滞，而且作为旧体制的基础和核心的那些因素（集中表现为行政权力的管制和垄断）严重侵入刚刚初步形成的市场体系，并因此获得新的“生长点”，这就一定会使市场关系特别是要素市场发生严重的扭曲和恶质化，造成“转型中的变形”。在东亚模式的失败的教训中，因为政府控制着经济运行的所有要素，而企业不得不考虑政府目标而非自身单纯的追求利润，由此，企业的高投入、高增长、低产出、低效益的怪圈也不得不普遍存在了。2003年中国GDP 11万亿人民币，占全球GDP3%，却耗用了全球30%钢材，40%水泥，30%煤炭，13%电力，堪称浪费下的奇迹。同时，由于中国政府大量的垄断资源（包括金融）和大量不公平壁垒的长期存在，不仅扼杀了民营、非公有制企业的生存空间，而且提高了其成长的成本。
众所周知，在中国，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只有市场化没有民主化。国人缺少起码的权利，无法形成公共监督和民主参与，致使权力者巧取豪夺，化公为私。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就是权力者在处置国有资产和使用公共权力的宽阔选择空间之中巧取豪夺，化全民之公产为官员及其裙带关系者之私产的过程；中国的私有化，就是权贵的私有化。时至今日，公共资产已经严重流失，并且还在继续流失，权力者大发横财，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的现象令人触目惊心。
权力资本一直寄生于中国渐进改革的体制缝隙中，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甚至是倒退，权力资本有足够长的时间和足够多的机会在合法的体制中大量复制。虽然这种后果是中国渐进改革（本质上却是在维护秩序稳定的约束条件下，无原则地刺激“权力”的积极性来推动的改革）的一个逻辑必然。“双轨制”为权钱交易提供了可能性，而政府主导型改革则使这种可能性成为必然。没有公众监督，没有独立的司法、银行和中介机构，而官员却拥有巨大的权力，腐败怎么能够避免。正是这种腐败孕育了银行的坏账、金融风险、国有企业的低效率。钱权勾结、、禁止独立的工会和农会，使极少数人可以肆无忌弹地掠夺经济财富，孕育了持续发展的、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和贫困问题。
权力资本经济或官僚资本发展至今，中国的腐败已然呈现体制化、糜烂化。“裙带资本主义”正迅速破坏着现代市场经济合理有效运转所必备的公平机制，如克鲁格曼所指出：“它在损害整体经济的情况下培育了难以令人信服的私人利益，从而成为危机的根源。”而不平等、国有企业低效率、金融风险、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则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
当代中国事实上与资本主义诞生时期的欧洲一样，面临着一个无法有效阻止资本流动而自己不受伤害的竞争性环境。改革开放的局面是任何一个有自身财政利益和稳定要求的地区，都被迫与国外、港台和国内其它地区进行投资环境的竞争。不肯或不能创造一个交易成本较低的政治法律环境，就要创造一个劳动力或其它生产要素更加便宜的环境。这就意味着降低土地价格，禁止组建工会，降低对工人利益的保护，降低对环境的保护。总之，以工人农民和全社会甚至子孙后代的利益补偿恶劣的政治环境，以此维持本地环境对资本的吸引力，维持经济增长和政权稳定。可是，这样的增长和稳定注定是短命的。
中国渐进式改革具有矛盾积累的性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克斯尽管承认休克疗法的失败，但同时认为俄罗斯实现了宪政转轨，而中国却没有，所以中国改革前景的不确定甚于俄罗斯。
那个统治者根据自身狭隘利益裁剪一切的制度，无法容纳更无法激励亿万人民的发明创造。这种政治制度的禁锢日益成为人民身上的种种束缚，使迈向知识经济时代所必需的创造性就被可悲地束缚住了。
许多经济技术官僚主张使用由市场经济提供的经济激励机制，但却忽视由民主政治所保证的政治激励机制，这意味着实行一种极不平衡的制度基础。当一个国家运气不错、未经历严重的灾难、一切顺利时，民主政治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性功能可能未必引起人们的重视。然而，当经济或其他环境发生变化，或者发生政策失误而未予纠正时，由此会产生不安全的危险，这时哪怕一个国家看上去十分正常，其中也可能潜伏着这类危险。
未来的中国
种种纷繁的表象，但症结其实却很明显。所面临的问题也已经被反复证明过，只是对于付诸行动，既得利益集团和受蒙蔽的弱势群体成为了改革的抵制者。一剂改良贴是：尽量减少行政审批，限制行政许可；使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把必要的行政许可置于监督之下，建立法治社会[16]。但若要从根源上铲除病症，使中国走上更为健康良好的道路，就非民主与宪政体制不可。任何科学、任何真理，并不因为发明者的民族身份就变成地域性的。欧美不是因为发达了、强大了才有民主的，事实上，民主与发展的关系，如果不是与上述看法恰恰相反，至少也是相辅相成的。民主、自由、人权不是西方的专利，而是现代人类的选择。
未来的中国充满了伟大的机会。这个国家人口如此众多，资源如此紧张，追随工业文明的道路必定是困难重重的。各种资源的价格将随着这个庞然大物的需求的增长而昂贵到必须寻求替代的程度。中国所提供的这种压力，它处在第一线所感到的迫切需要，再加上无法将这种压力转嫁于他人的合理制度，将迫使和诱导中国用最多的人力和聪明，以最高的热情寻求替代性的文明。而东亚模式所遭受的巨大挫折也已证明，权威主义的政治统治是不符合人类经济发展和历史潮流的。中国，这个人口庞大历史悠久的“帝国”，如何选择一条自新的，富有前途与光明的道路？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以及任何具有责任感的公民，通过点点滴滴的日常言行，对前途与命运的关怀，对更合理的制度与文明的诉求，规避可能的民族与国家的生存危机，去顺应与促进历史的潮流与时代的脉流的发展。（来源：http://publishblog.blogchina.com/blog/tb.b?diaryID=57336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