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北风中的河北省廊坊市大城县街头，一名老人穿过人群沉默地来回踱步，不时扶一扶自己的小黑帽。

有人经过他身边，拍拍他肩头说：“老刘啊，今天靠你咯。”

在他们身后是绑在法院门口两棵秃树上的红条幅：“股权就是财产权，归还我们的股权”。

这里的大多数人是一生中头一回上“公堂”。

“我们126人要起诉，被告……河北省大城县人民政府与沈大线缆有限公司签订的国有产权转让协议无效，2004年的改制是无效的。”54岁的退休职工刘树清在法庭上一字一顿，缓缓地说。

200多张总值百万元的“废纸”

100多名职工兼股东要告倒的是一份《股权作废通知》，因为这份通知不仅作废了他们大笔财产，还间接让他们中很多人失去了工作。

2004年，在大城县政府批示下，国有控股的沈大电缆公司改制重组。原公司总经理孙继续及其他23人出资买下了公司，构成了新股东。

当时，众多1994年当上股东的老职工，在10年后下岗了。原因是改制后的公司提出“鼓励”在职职工入股，至少两万元。

“俺们也愿意上班，但财务那儿交不出两万元，就上不了班啊！只有几个重要工种的工人，没交钱也留下了。至于其他一些大半辈子在厂子的人，没钱就是一脚踢啊。”头发花白的铸工王俊苓说。她1971年进厂，1994年入了6000元的股，也是老股东。

老职工马世成曾去办公楼找孙继续，“我说老孙，我给老伴看病看得没钱了。可我总得上班，总得活着吧？你看，我有7000元，再借些钱凑成一万元，算我入半个股行不行？孙继续说不行，必须得交两万。”

如今马世成的老伴已病逝，他成了低保户，每个月的全部收入是130元。

2008年8月，股东职工们起诉了改制后的公司，而沈大公司辩称他们“已经没有”要求权利的“资格”，证据是一纸1999年的《股权作废通知》。

这则职工们说从来没见过的通知，如此写道：“各车间、部室：1999年4月25日我公司第二次改制动员大会后，县政府已批准进行改制，自新股东入股之后，原股东持有的《大城沈大电缆有限公司股东出资证明书》作废。特此通知。”

中国青年报记者向数十名原公司职工核实，1999年，他们并没有看到过这则公告。

“况且《通知》只是公司文件，不是政府文件。我国法律保护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一纸公司文件就‘宣布’职工的股权作废，是违法的。”126名职工的代理律师宋福君说。

“原告职工领取了改制产生的安置补偿费用，如何能说改制隐瞒原告的处分和收益？”现沈大公司代理律师在法庭上说。但他始终未提及《股权作废通知》的合法性。

而那一份份已成陈年黄纸的《股东出资证明书》，至今还被200多名老职工小心折好，当存折一样保存着。

“没亏损过”的公司负债99万

1994年的初春，沈阳电缆厂大城分厂的老厂长邓永明召开了全体职工大会，当时的人们还不大懂“入股”是什么。

工人们记得，曾获“全国劳模”称号的邓厂长，当时对半信半疑的职工们解释说：“你们退休了，这个股权可由你们的子女世代继承。哪怕厂子只剩一块砖头，这块砖头也得掰碎了，大伙儿分。”

于是这一年，“沈大电缆有限公司”诞生了。

这家由老国企改制而来的公司注册资金323万元，国有股本220万元，286名职工共入股103万元，每股500元。

500元在1994年是什么概念？

1986年入厂做铸工的唐素云，每月工资四五十元。她见过的最高奖金是90元。

“当时一年赚不了1000元，全家吃喝拉撒都在里头啦，你算算，入个股得是多少年的家当？”唐素云说。改制前她整个小指被卷进了磨具，至今留着螺旋的长长疤痕。

后脑曾被吊车钩子打出过一道口子的姚永春，为了入股，连女儿的压岁钱都用上了。

30多年工龄的老钳工刘少贤熟练地算出：“俺们那103万，当时可以买铜材140多吨。”

当年，职工第一次尝到了分红的甜头。然而分红持续到1998年突然停止了。

工人们只知道，每次他们去索要股权和收益时，新上任的公司总经理孙继续和财务科科长张志芳都告诉他们：“你们的股本赔光了。”

“这事工人们哪懂啊，他说赔光了那就不问了呗。但因为我们厂当时还是河北明星企业，所以后来大家就产生了疑问。”姚永春说。

沈大公司曾出具《关于股本亏净情况的说明》解释，按照廊坊市资产评估事务所1998年作出的评估，流动、固定资产减去损失负债，“企业还负债99多万元”，所以在1999年“国家股和职工股都已经赔光了，不复存在”。

“如果‘都赔光了’，那么2004年改制，改了谁的企业，评估报告中的‘净资产588.43万元’又是谁的？”宋福君律师反问，“更何况，股权不会因为企业亏损而消除。”

更令他们疑窦丛生的是，在工商局备案的沈大公司每年的年检报告和会计报表看：自注册至1999年从没有亏损过，都是净盈利。且在1998年，沈大公司的公积金和公益金已累积达到880多万元。1999年数据从缺，但到2000年就变成了420多万元。

那么“负债99万”究竟是怎么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