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团逼宫

同样的看法在王连峰副局长那里得到了印证，在今年6月的公开活动中，他将“改革追求的体制架构还不清晰，改革还未在国家层面取得认同，改革往何处去还不明朗”列为目前行政处罚权集中面临的第一大问题，并分析原因为“国务院法制办、建设部、中央编办等部门对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理解不一致”。

事实上，对于全国各地城管所做的一系列尝试，国务院都未予表态，持观望态度。

2010年3月19日由国家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完成的《中国城市管理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研究》被媒体冠以“大城管”的概念，并已经在广州等地试点一段时间，然而并未见国务院将其在全国推开的意思。

一面是中央层面的迟迟不动，另一面是各地城管从上到下都渴望在全国建立统一的组织和规范。

对于像白原这样的基层队员来说，全国统一的制服和车辆，能给他极大的归属感。而对于全国各地城管局长来说，亦在努力寻找一个“娘家”，即使这个娘家身份暧昧，甚至非法。

2007年，全国的城管仿佛看到了一个娘家——全国城管(执法)局长联席会议。这家机构，是由商人罗亚蒙组织成立。这个联席会议举办了两届，在2009年7月31日受到了南京城管赵阳的实名举报，称联席会议是“未经登记，擅自以社团组织名义进行活动”。而罗的身份是中国城市网的法定代表人。

然而，在举报风波平息一年之后。今年6月29日，新一届的“2010城管执法局长联席会议”在京悄悄召开，39位城管局长还签订了《和谐城管倡议书》。

而城管局长们对联席会议的态度，或许可以用四川省遂宁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党组书记、局长杨顺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话语来概括：“主要是太想交流了，探讨一下各地城管的有效经验”，所以根本没去考虑罗亚蒙的身份。

2009年的会议交流出了一项成果——会议就国务院法制办发布的《个体工商户条例(征求意见稿)》递交了五条修改意见，明确提出：个体工商户应由工商部门主管，工商部门不能只管收费发照，把问题推给社会，不能让城管背黑锅。此言被视为是全国城管局长们向立法部门的一次集体“逼宫”。

在当年的举报人赵阳看来：“正因为城管目前管理混乱，才出现了罗亚蒙这些咄咄怪事，政府不去规范，反而让商人去规范，一些城管人，竟把罗亚蒙看成城管精神领袖，反映了城管对改变自身境况的强烈要求。”然而，这样的积极并不属于北京，北京市城管局缺席了从2006年以来的每一次联席会议。北京的审慎和中央的迟疑不谋而合。

城管的突围之路

渴望建立统一规范的组织，改变城管的自身境况，北京城管这一次在人事变动上的投石问路也体现了类似的逻辑。不过，回顾过往，北京城管的每一步都似乎走得格外审慎。在全国各地城管局纷纷实现市政府直属、开展“大城管”试点已有多时的情况下，北京市局层面的变革反而落在了后面。

在密切关注各地城管动向的赵阳看来，全国各地城管的不同尝试，因为地域和文化的特点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如淮安、宿迁等中小城市，由于城市规模较小、外来人口不多，出台疏导措施，在国内城管系统有一些声誉；早已实现城管局由市政府直管的沈阳、西安属于内地省会城市，尽管规模大但外来人口不多；如广州、上海等外来人口多、开放程度高的国际化大都市，情况更加复杂，管理难度很大，因而广州实行的“大城管”试点格外引人关注。

北京属于其中情况最为复杂的一个：规模大，外来人口多，国际化大都市，同时又是国家首都，具备特别的政治意义。“北京城管并不认为自己落后，只是因为北京的情况复杂。”熊文钊教授分析道。

事实上，北京的谨慎变革，自有其道理。去年9月，广州市在“大部制”改革中提出在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中设立城市管理特勤大队，配合、协助城市管理执法。广州市城管局局长李廷贵亦大力支持：“有时候事件瞬间就成为暴力抗法，报警来不及了。但在执法过程中如果有城管警察将会事半功倍。”此言一出立即引发公众和媒体的强烈反弹，最终此项方案被副市长苏泽群叫停。

与广州的大力推进、果断叫停相反，北京城管的行动让公众感觉难以捉摸。在7月27日近似于投石问路的新闻出来之后，面对反对居多的舆论，29日，北京市城管执法局网站上挂出了《北京城管目前体制未变》的通告，却并未否认新任局长的任命，也未就“城管由公安代管”的说法做出任何说明。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向北京市城管执法局求证时，对方表示在近段时间内拒绝一切采访。

参加过多次北京市城管局专题研讨的熊文钊教授在向《中国新闻周刊》解读这一变化时，也反复强调，“这只是一个人事变化，并非体制改变。”

相比于市局的谨慎，倒是不具有直接管理权的一些区县，在探索新模式上胆子更大：今年年初，“崇文模式”“顺义模式”所提出的“管理权下放”“联席执法”等概念被媒体冠以“大城管”的解读。

然而，在熊文钊看来，这些模式并不能解决北京城管所面临的根本矛盾：城市化中的流动人口问题。在2010年中国流动人口已经达到2.11亿，且大量流向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再加上首都的特殊要求，北京城管所面临的问题是古今中外的城市管理中都不曾面对的。

在白原7年前由警察队伍进入城管队伍的时候，北京市城管局才刚刚成立1年，当时所面临的流动人口所带来的游商问题、违建问题在这7年中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

从公安到城管，白原经历了不适应、不满、不甘心，而到了现在，白原已经真正感觉“寒心了，没有办法了”。

“要取消城管就赶紧，趁我们还能干点别的。要真想把这事干好，就得立法，明确城管的地位、目的、手段，就得捋顺体制。城管是我的饭碗，我希望它健康发展。”白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