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3:新增罪名一般由两高共同研究确定，为什么罪名的确定不在立法环节完成？

周光权：立法上不确定罪名，有很多因素，当然这也一直是我们的立法传统。有的国家是先规定第多少条，然后是罪名和条文的内容，也有一些国家立法上不规定罪名，靠司法机关去解决。中国的传统是自1979年制定刑法始就没有概括罪名，现在也是对这个传统的尊重。其实，刑法的具体条文总是要司法机关去应用，对罪名怎么概括得既准确又能让老百姓看得懂，司法机关会有准确的判断。

再者，司法机关出台司法解释以后，要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备案，确定罪名的过程其实也是司法机关和立法机关共同努力的结果，并不完全是司法行为。如果一定要在立法环节确定罪名，要经过反复斟酌、反复讨论等环节，立法的周期会特别长。因此，现在这种确定罪名的方式也是相对合适的，可以节约立法资源，提高立法效率。

有些死刑可否备而不用

追问4:草案拟取消13个罪的死刑，会不会削减刑法的威慑力？

周光权：这个问题可以这样来看。第一，在我国，对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很少适用，有的罪名从来没用过，有很多罪名判得极少，基本可以忽略，对这些犯罪取消死刑不会给社会治安带来压力。第二，这些犯罪都是经济犯罪、非暴力犯罪，本身基本没有直接的被害人，即使取消死刑，还可以对罪犯判处无期徒刑，公众对此也不是不能接受。第三，死刑的威慑力是非常有限的。比如说经济犯罪，犯罪的人都是高智商，他们对刑法不是一无所知。因为现在的传媒非常发达，很多白领阶层都可以通过网络等各种途径获知国家对某种经济犯罪的态度。但是，当获利极大、利润特别高的时候，他们就会铤而走险，对这样一些人，死刑的威慑是打折扣的。

追问5:有些委员提出金融诈骗类犯罪涉案数额巨大，造成老百姓倾家荡产，如果取消死刑，刑法的威慑就没有了。如果备而不用，放在那也是一种威慑。对此，您怎么看？

周光权：金融类诈骗是经济犯罪，但归根到底还是诈骗行为。而普通的诈骗数额也有上千万的，但最高刑期就是无期徒刑，没有死刑。还有，金融类诈骗的被害人很难说是纯粹的被害人，大多有牟利或者投机的心理，对自己可能被骗以及集资可能存在的风险，并不是一无所知，但他仍然愿意去做，这对犯罪的发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般来说，被害人有过错的时候，犯罪人的责任相对减轻。

现在有些观点把数字绝对化了，而且把这个数字与贪污贿赂的数字相比较，实际上这两者不是一回事。贪污贿赂罪侵害的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对国家政权的危害极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或许是符合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的。

国外现在规定或者实际适用死刑的国家占20%多一点，它们的死刑都不适用于非暴力的犯罪、单纯的财产罪或者经济犯罪。这可能也是未来中国刑法修改的方向，以后取消死刑的步子会迈得大一些，像经济犯罪的死刑都应该逐步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