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8月16日，收到国家赔偿受理通知书，义乌警方的电话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温小兵律师一直在联系，一直没有回音。

问题的焦点在于赔偿金额上，也在于是否作出公开道歉。此前，林贝欣拒绝了警方的2000元赔偿，随后向警方提出5万元的国家赔偿，但警方认为赔偿金额太高，随后便杳无音讯。而道歉一事，则在警方口头道歉之后，也没了下文。

现在的林贝欣，几乎不出门，“怕提及身份证，怕别人说三道四”。她始终不明白，身份证没问题，为何还会出现这样可怕的误会。

居民身份证法第一条即开宗明义指出，身份证是为了证明公民身份，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便利公民进行社会活动，维护社会秩序。然而“乌龙案”的频发，似乎与这个初衷渐离渐远。

“主要是身份证承载的信息量太大了。”王太元认为，身份证信息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公开信息，姓名、照片、身份证号码，这是可以在任何场合任何情况公开的信息;二是隐私信息，只有在公安机关的内部档案中才可查验，公安部门有义务为公民严格保密。然而，我国目前对此并没有进行清晰区分，而是将所有信息集中在身份证一个证件上。在技术手段未达到一定程度、缺乏公共信息管理法的情况下，很容易造成信息泄露，从而导致“乌龙案”发生。

此外，在身份证核查方面，目前我国法律还存在空白。王太元向记者介绍，核查是指通过证件上的公开信息核实身份的正确性与否，但核查部门并无权留存身份证上涉及到的信息，复印或扣押证件。而我国法律并未对核查人员以及核查部门进行相应规定，立法上的空白造成个人信息泄露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