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按照十三大的思路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政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是要分析的第三个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最终确立，大致的时间界限是从1989年到1992年。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启动了价格改革，当然价格闯关没有成功，国内物价高涨，人心不稳，引发了一系列抢购风潮，当时有的人说，三条腿的冰箱、不摇头的风扇都买到家里了，有些人家里现在的毛毯还有的是那个时候买的。当时社会上一些现象，私倒、官倒的现象，腐败的现象，引发了群众的不满，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而国际上那个时候社会主义国家也是风声鹤唳，80年代末或者90年代初的时候，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共产党的政权瓦解了。苏联也在90年代初期发生了剧变，叫苏联解体。针对这些国际国内的乱局，国内当时大致形成了两种观点。有的人就说，这些现象的出现，尤其是国内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因为改革没有彻底引起的，解决这些国内的经济问题还需要靠深化改革；而有的人认为，国内的经济混乱，国际上的这些混乱，都是市场经济给带来的，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两种观点针锋相对。1990年9月，有关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一个经济形势的座谈会。在座谈会上，理论界的一些专家学者的观点就截然对立，有的就提出继续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有的就认为要回到计划经济上来，以稳定为主。80多岁的薛暮桥同志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当时由于心情比较激动，有些话没有讲出来。回去之后，写了一封长信给中央领导同志，信的意思是说，东欧一些国家的变化，归根到底是由于没有深化改革引起的。老百姓呼吁改革的时候，没有进行改革，东欧的变化就是因为没有顺应老百姓呼唤改革的需要。当时国内的思想交锋还是非常激烈，有人还坚持对市场要问一问，到底是属于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在国内左倾的思想愈演愈烈的状况之下，很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在8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当时都现了下滑的现象。经济滑坡，那几年非常的严重。1984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是15.2%，到了1988年还是11.3%，1989年就突然降到4.1%，1990年降得更低，是3.8%。国内的这种争论，包括对局势的判断，直接影响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对这些现象，中央领导人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这时候邓小平同志在关键时刻连续讲话，扭转了这个局势。在1989年5月份的时候，他在和其他领导人谈话的时候就说，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要动。表明了自己继续推行改革开放的决心。到了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又同江泽民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谈话，提出来不搞市场经济，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那是自甘落后，也提出来要继续在经济体制改革上迈开步伐。1991年小平同志又到上海过春节。在春节期间，他和一些上海方面的领导人谈话，说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当时这种话是在小范围内谈，没有扩散出去。上海有关方面的领导，把这个意思透露给了上海的《解放日报》，《解放日报》社就用四篇文章把小平同志的这种讲话的意思透露了出去，以皇甫平的名义发表了，这四篇文章发表后，在中国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些大报大刊对这个观点不认可，提出严厉批评，有些部门的人还跑到上海要查一查这些文章背后的根子在哪里。即使了解到一些相关的情况，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的初衷。这是当时国内的思想交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怎么向前走一步的时候，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能不能往前走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争论。
在这种情况之下，1992年1月，88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在到南方一些省份和地区考察过程中发表了重要的南方谈话，在南方谈话中有针对性的谈了很多问题。包括要警惕“左”的思想。还有有谈到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两者都是手段。这就是“两个不等于”。邓小平的这些观点，这些重要的讲话精神，被当时的人们给记录了下来。中央对小平同志的讲话非常重视，1992年初的时候，小平同志刚讲完话，中央就下发了2号文件，2号文件主要精神就是小平同志的讲话要点，尤其党内的中高级干部要学习领会。中央在三四月份连续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委会议，认为要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上往前走一步，支持和拥护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到这一年4月份，江泽民同志还亲自致电国家体改委主任，布置研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下一步方案。陈锦华同志迅速组织了山东等地的一些省里的相关负责人座谈经济体制改革下一步怎么走，并且布置相关同志来研究世界上一些国家如何对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经过研讨认为，世界上没有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即使最自由的一些市场经济国家，政府也在宏观调控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陈锦华同志把这些材料送到中央有关领导手里。经过这一系列前期的准备工作，江泽民同志在1992年6月9日来到中央党校，面对全国重要的领导干部发表讲话，他谈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现在社会上有三种观点，对于这些观点，还要继续研究，先不做定论。但是在召开中共十四大之前，总要有一个说法，他表示他个人倾向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说法，他说这个说法和其他的领导同志已经商议过，他们都支持。在这次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就提出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江泽民同志讲完话之后，征求了邓小平同志等人的意见。邓小平同志表示认可，表示支持。他说，可以先发一个内部文件，如果反映好的话，十四大就有一个主题了。在中共十四大上，江泽民同志在做政治报告时，明确的提出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同志讲了很多话，但是他没有明确提出来社会主义到底要搞什么样的经济体制，破题的或者表明的是在中共十四大。
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到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大致经历了14年时间。1993年党中央又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文件。绘就了一个蓝图，搭起一个框子，主要是谈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按照这个图纸和这个蓝图，干了十年，到2003年的时候，党中央又通过了一个文件《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或者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确立的进程，大致经历了14年。
这样看，说中国走出“文革”非常的轻松，好象是一场愉快的郊游，显然不是，这中间也有争论，经历了14年的时间才确立下来。人们对这种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有一位教授对这段经历总结了一句话：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从一个公有制为基础的中央经济或者中央计划经济转变为混合所有制的市场经济，整个过程好比一条泥泞的道路，坑洼不平，甚至出现过后退，但每一次改革都能够得以继续。这句话就比较客观的描绘了党和国家从计划经济如何一步一步的确立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
这1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演进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在处理计划和市场关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改革开放实践的呼声和需要，改革开放这种实践对于党正确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实践支持。除此之外，理论界，包括中央的相关部门，在制定经济体制改革方案，推动经济体制往前走的过程中，也贡献了相当多的智慧。当然，光有理论界的，光有有关部门的和实践的，还不行，还需要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这种支持。这14年经济体制改革，有三种力量是互动的，并且互动得非常好，从实践的呼唤到理论界的推动，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支持，才使得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最终在1992年确定。从今天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多成果，尤其是经济发展的成果和这一体制目标的确立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奇迹的出现，和市场经济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1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演进，最终确定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很对宝贵的经验值得总结，也能带来很多启发，有三点启示：一点启示是要尊重实践，实践出真知，经过实践检验的，实践呼唤需要的，才是一个国家长远所需要的。第二是要发挥相关智库的作用，在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过程中，有很多单位包括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等一些单位和一些理论家、学者，包括中央一些其他部门都起到很大作用，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过程中都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三，中央的决策要稳中求进，为什么经历14年的时间，就是决策的过程，从问题的提出到问题的研究等等，需要有一个时间。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尤其是关系到中国下一步经济改革究竟怎么走的问题上，一定要稳中求进。 (中央党校教授 沈传亮)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编辑：段若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