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学者关注泥河湾。通讯员 郑世繁摄

泥河湾，这是一处在公众视野里“默默无闻”的遗址，但在学术界，它的名字响彻中外。周六，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办公室里，记者专访了我国古人类研究专家、副所长高星。

泥河湾为什么这样重要？

记者：请您谈谈在泥河湾工作的情况？

高星：我在北京大学考古系就读的时候就对泥河湾耳熟能详。到科学院读研究生的时候到遗址参观过。1990年我首次有机会到泥河湾考古发掘，当时是参加一个中美合作考古项目。以后就多次到盆地研究、考察、交流，指导过研究生的发掘和论文研究项目，主持过对遗址综合信息的采集，举办过国际学术会议，参与过泥河湾博物馆的策划。现在，我们的一个课题组正在这里的一处遗址开展发掘呢。

记者：能否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泥河湾遗址的重要性？

高星：泥河湾盆地被誉为“东方的奥德威峡谷”，这里发现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被称作“泥河湾遗址群”。说到欧亚大陆人类的起源和演化，都必须谈及这里。1924年，泥河湾盆地的科学价值被西方学者发现。从那以后，这里就一直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目前，古人类学家们仍在这里持续开展工作。

或许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它的重要性。

首先，泥河湾盆地出现人类的时间很早，是东北亚地区最早的一处人类遗址。截至目前，这里的人类活动可以追溯至160万—170万年以前，有些学者认为甚至可以追溯到200万年以前。这对研究亚洲古人类的起源与演化，是弥足珍贵的。另外，早期人类大多数生活在温暖湿润的地方，在这里相对较为寒冷的地方出现这样早的人类遗迹，对研究当时人类的迁徙、扩散过程与适应生存能力，以及当时的气候特点和环境变化，提出了新的命题。

第二，泥河湾不是单一的遗址，而是由数十处旧石器时代遗址构成的遗址群。在一个并不是很大的地理单元内发现如此密集的远古人类遗址，在中外都是罕见的。这些遗址分属170万年前至1万年前的不同时段，断断续续，延绵不绝，说明人类一直在这里生存和繁衍。这些遗存构筑了先祖在这里演化的近于完整的时空框架，谱写了一部浩瀚、翔实但又需要学者进行破译的无字史书。

第三，泥河湾遗址的文化内涵非常丰富，包括大量的不同时期古人类制作和使用的石器、骨器及其副产品，数量丰富、种类多样的与古人类相伴而生、被古人类猎食的动物的化石，精美的装饰品，用火遗迹和动物足迹印痕，还有少量人类化石。单从石制品而言，有旧石器时代早期简单古朴的石核、石片和刮削器、砍砸器，有旧石器时代中期技术娴熟、形态规范的盘状石核、石球，更有旧石器时代晚期技术精湛、尖锋刃利、类型多样的细石器。其实，遗址的地层堆积也是重要的科学资源，提供古人类生存的时代、环境和资源条件信息，也有助于揭示遗址的性质、形成过程和被利用的方式，以及古气候的演变过程。这些文化遗存和遗址本体记录、展现着古人类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下多姿多彩的适应生存的方方面面，是不可再生科学资源和珍贵的文化遗产，对复原古人类的演化过程、重建中华大地先民的史前史、探寻华夏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根基，不可或缺。

另外，泥河湾地处东北亚和华北的腹地，与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辽宁本溪庙后山遗址、营口金牛山遗址，内蒙古大窑遗址，陕西蓝田猿人遗址、大荔人遗址，山西丁村遗址等相距很近。再放眼远望，它与蒙古、俄罗斯西伯利亚、中亚地区、朝鲜半岛、日本等地古人类遗址也相去不远。远古时期人们居无定所，不断迁徙移动，发生着融合、交流和碰撞。这些遗址都有内在的关联。因此，泥河湾盆地在先民生存时期对周边定有辐射和影响作用，它的学术意义并不局限在中国，也覆盖了东亚乃至世界。

记者：为什么在泥河湾遗址始终没有发现像北京人头盖骨那样直接、有力的证据呢？

高星：没有在泥河湾发现直立人阶段的人类化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猿人化石，这是个遗憾，但我想这只是一个机会问题。

就像前面说的，早期人类是在不断迁徙中的，也没有掩埋尸体的习惯。要知道，泥河湾是旷野遗址，与发现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的周口店的洞穴遗址不同，不利于人类化石的形成和埋藏、保存。人只有一副骨骼，死的时候尸体没有被动物吃掉、没有被水冲走，能及时被沙土掩埋起来，没有发生风化降解，恰巧遇到合适的温度、湿度和地质条件变成化石，又恰巧被合适的人发现，实在太难得了。

我们在泥河湾发现了很多动物化石，但大多是破碎的，因此我想即使有人类化石发现，也可能是不完整的。但另一方面，人的一生可以制作和留下很多物质产品，尤其是石器，可以在遗址中保存下来。因而，发现文化遗物的概率远远大于人类化石本身。即使发现不了人类化石，遗址仍然重要。考古学这门学科就是通过对这些物质文化遗存的发掘、采集、整理、分析、测试来研究过去人类技术演化、文化发展和行为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