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上课认真听讲啊，记得听老师的话！”站在校门外，黄勇（化名）不忘给第一天上学的儿子小可乐（化名）叮嘱几句。

小可乐就读的是一所北京市属重点小学，属于“幼升小”家长群体中流传的那种“牛小”。为了能给孩子找一所好一点的小学，黄勇夫妇从小可乐上幼儿园起，就开始筹划。几年来，他们几乎试过了所有的办法，托关系、筹赞助费，忙得焦头烂额。所有的工作都做遍了后，今年7月，他终于等来了学校的通知交10万元赞助费，孩子就可以录取了。但接下来的事情，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顺利，因为，孩子录取的这所“牛小”只收支票形式的赞助费。

上幼儿园费尽周折

黄勇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妻子是自己的高中同学，两人从小学念到大学，再到工作，除了出去旅游，几乎都没怎么离开过北京。黄勇和妻子都是普通白领，他自己是公司的中层，而妻子在另一个公司做人事工作，生活富足美满。6年前，儿子小可乐的降生，更是让整个家庭沉浸在无尽的喜悦当中。之所以给孩子起名“小可乐”，是黄勇希望他能够从小在无忧无虑中健康成长。“我们这一代从小到大都是在应试教育环境下成长，学习压力还是挺大的，现在不是重视素质教育了嘛，我觉得真别给小孩那么多压力。”

可事与愿违。小可乐上幼儿园，就已经让家里费尽周折。为了能让孩子在离家近一点的公办幼儿园上学，黄勇托了很多关系，最后是动用了岳父大人老战友的关系，才勉强挤了进去。

“那也是花了小一万块钱赞助费的！”黄勇说，自从有了挤进幼儿园的经历，他便对孩子的教育前景不再抱有“幻想”。小可乐进入幼儿园后，黄勇就发现，自己不得不开始关注教育话题。

“我身边的朋友、同学、同事，只要是年纪差不多的，都有了孩子，孩子的上学问题成为回避不开的话题。”黄勇很快就意识到，“幼升小”的重担已经压在他这个年轻的父亲身上。小可乐的户口随他，登记在东城区，他家附近的片区内有几所普通小学。利用周末的空闲时间，黄勇和妻子一起，去了片区内的那几所小学“考察”，结果都不尽满意。硬件设施，这几个学校连个完整的操场都没有；软件方面，师资力量似乎也不大有竞争力。

10万元才能选“牛小”

择校？夫妻俩开始思索这个原本不愿涉足的麻烦事。“我俩也讨论了很久，到底要不要择校。像我俩小时候，都是普通学校出来的，后来都能上不错的大学，现在的工作也满意。但是，现在我们设身处地了，却发现，情况跟30年前，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教育资源不够用，而且分配也不均匀。重点小学和普通小学的差距非常明显。硬件还能忍，关键是软件差距太大，整个学校的教师质量、学习氛围、学生素质都不在一个档次上。我们也知道择校不容易，想进好学校的人，已经挤破头了，但是没办法，孩子只有一个。”

两口最先想到的办法是买学区房，打算把家搬到重点小学附近。不过，学区房高昂的价格最终让俩人望而却步：“学区房各方面的条件和我们现在的房子都差不多，却要贵20%，一套下来差价就是小一百万。而且学校的招生政策每年都在变，学区房的年限、区划范围都是问题，想想只能作罢。”

最终，俩人还是决定托关系，交赞助费。几乎发动了所有的亲友关系，黄勇通过中间人找到某城区一所重点小学的校长。赞助费10万，这还不算走关系的各种花费，据说，这已经是公道价了。

为什么只收对公支票

关系打通了，孩子也在那所重点小学报了名。但录取通知没到，黄勇的心还是悬着。等待通知的那段时间，只要手机一响，黄勇就觉得是学校打来的，“都快神经衰弱了。”

7月份，学校的电话终于来了。通知两件事：一，小可乐录取了，这让黄勇觉得终于“上岸了”；二，赞助费要交，但是只收支票，不收现金、不刷卡。“这是怎么回事？我去哪弄支票？去银行开个人支票，但是学校又不收，必须是对公支票！”黄勇有些懵了。

跟中间人打听了之后，得知这是今年的新规定，必须照办，要不然，到手的录取名额就“溜”了。没辙，找地方开支票吧。自己单位和妻子的单位，黄勇都问过了，需要走的程序太多，麻烦不说，又得托人，而且时间上根本来不及。

情急之下，黄勇想到了开个体公司的大学同学李岩（化名）。李岩自己经营了一家有几十个员工规模的小公司，虽不起眼，但是可以开对公支票，这对黄勇来说就足够了。

听说是孩子的事，李岩二话没说，答应帮黄勇开支票。从黄勇手里接过10万元现金的时候，李岩特仗义地说：“别谢我，这都是该做了。我孩子也快上小学了，你这算是先走一步，给我攒点儿经验。”

拿着对公支票，黄勇去学校交赞助费的时候，还被要求签一份赞助协议，以证明这笔钱是自愿赞助给学校的。支票交了，协议签了，黄勇只拿到一张收据，“就是在小卖部里才能看见的那种薄薄的一张纸，没有发票。”

手续办完，小可乐的“牛小”之路终于打通了。黄勇还是心有余悸，“真是太累了，不知道‘小升初’的时候要不要再来一次。”

最让黄勇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还得对公支票，“又不是每个家长都是开公司的，哪那么容易开对公支票的？”而且，他还听到别的“牛小”家长的“遭遇”一个人开对公支票都不行，还必须是8个家长联名开对公支票，学校才收。

借口公对公的赞助费

传统意义上来说，黄勇交的是一笔择校费，这是相关部门明令禁止但却屡禁不止的。如今，择校费以赞助费、共建费等新的名称继续在“幼升小”、“小升初”、幼儿园入学等教育阶段广泛存在。

黄勇的遭遇，并非个案，记者了解到，今年“幼升小”，很多“牛小”都不再收现金，而转收对公支票。“对学校来说，采用对公支票的形式，比以往收现金要安全很多。”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

相关部门明令禁止的是“向学生收取与入学挂钩的任何费用”，但并不禁止企业向教育机构进行捐赠和资助。家长拿着对公支票到学校交钱，钱并不会直接划到学校的账上，而是存到区教委指定的银行账户或者教育基金账户上，然后再由这些账户按照一定比例返还给学校。家长拿到的一般是一份“某某公司自愿捐赠”的收据，有的甚至连收据都拿不到。如果相关部门真的到学校查账，这些支票形式的赞助费与学生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学校方面不存在违反规定的嫌疑。

像黄勇这样的家长，即便手握收据，也形成不了学校收受赞助费的证据。而且，更关键的是，没有家长敢于站出来实名举报。“好不容易才拿到这么一个入学资格，如果真的举报了，孩子以后还上不上学了？还是算了吧，反正已经搞定了，总算松了一口气。”

在各大教育论坛里，都流传着北京市重点小学择校费排行榜，各“牛小”的择校价格从几十万元到几万元不等。有研究机构在2011年公布了数据，北京中小学因“择校费”每年产生的收入在15亿元左右。这些费用绝大多数用来改善学校的软硬件条件。同时，那些学校花不完的“择校费”，最终流入小金库，而这往往引发一些职务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