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作品《西班牙靠垫上的裸女》油画

陈丹青

口述/陈丹青 整理/于青

毕加索大展的主办方告诉我，大家看了毕加索的作品后还是不太懂。毕加索为什么不好懂，这牵涉到一个知识准备，一个眼界。知识准备对于绘画来说跟文本不太一样，我读不懂法文，也差不多不能直接读英文书籍，但是我不怕，我可以看视觉艺术。

国人认识毕加索的百年演变

毕加索是1881年生的，跟鲁迅同年，1973年去世的，我们有幸跟毕加索生活在同一个时代，1973年他去世的时候我在江西农村，我知道世界上有一个人叫毕加索，但是我看不到他的画。毕加索的名字，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传到中国来了，那时候中国正在战乱当中，没有可能邀请欧洲的展览来中国。但已经有中国的画家知道毕加索，像徐悲鸿在法国留学，他不但不懂毕加索还讨厌毕加索，他也不喜欢印象派；刘海粟是另外一种画家，他觉得毕加索的画跟中国画文化相同。他们成了两个阵营，一个是北方的现实主义阵营，一个是以刘海粟为主的现代主义阵营。1949年以后，北方的现实主义阵营取得了政治上的地位。基本上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就销声匿迹了。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中国恢复了正常的国家生活，包括文化生活。第一件事情就是跟法国商量，请来了法国乡村画展。我第一次看到了19世纪的一些现实主义画家、印象派画家，像米勒。直接影响到后面画的东西。在北京、上海、重庆、东北等地都出现了很多的艺术活动，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纲领，就是超越古典主义、超越现实主义，超越早期现代主义，甚至超越毕加索这一代人，直接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的现代主义，所以很快，1985年出现了美术新潮运动。

上世纪80年代，大部分中国美术界比较有主见的人，其实对毕加索已经不再感兴趣了。从民国到1949年，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国接受西方的现代主义，以毕加索为例，出现了很多波折。他曾经被民国的留法生喜欢或者不喜欢，解放后一度在中国消失，文革后又以一种迟到的方式成为被模仿的权威和超越的对象。在小圈子里，年轻人已经不太看得起他了，大家开始关注二战后，被称之为后现代的新兴艺术，开始关心像杜尚、路易斯这些人。

1982年我第一次到纽约，进入大都会美术馆，进入现代美术馆，我发现毕加索在西方早就过时了。或者说，毕加索不是过时了，而是进入了历史的背景，变成了一个山峰，变成了一个记忆。他不再是一个问题。从时间脉络看，毕加索相当于中国的齐白石和吴昌硕的年代。

又过了将近30年，绘画界差不多要忘记毕加索了，毕加索来了，平心而论，这是我们国家引进的展览当中，相对来说比较严肃，比较完整的一个。第一，从他小时候一直到他去世时的画都包括了，虽然数量不是很多；第二，虽然他经典的画没有来，但是有1/4都是非常重要的。比如他画儿子的作品，这些是毕加索重要时期的作品，还是来了。还有他晚期的涂鸦作品也来了不少。更珍贵的是他早年画一个女孩子和流浪汉，在西方的博物馆，这些画都是非常珍贵的，能够到中国来不容易。这么不容易的一个展览来了，我非常高兴公众来看，公众会不会有困扰？毕加索有什么好的，他为什么这样画？

这里面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西方有一个错位或者说时差。这个错位和时差造成我们对西方认知上的一个困境。我们不能说这个困境一定是负面的，因为机会同时也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