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问我西宁的哪条街道，我可能不知道。但你要问高原的某个县某个乡在哪儿，海拔多高，我都会告诉你。”吴天一很自信。

他身上的14处骨折，就来自调查中遇到的多次路途险情。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四根肋骨骨折，一根肋骨差点就戳入心脏。很多时候，吴天一和队员们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三江源头，蜷缩在单薄的帐房里，饿了就割下冻成冰坨子的羊肉直接吞食，渴了向牧民要点茶喝。更多的时候，是骑着马，赶着驮着仪器和行李的牦牛，在雪山草地孤单行进。

牧民们散居，从这家帐篷到那家帐篷，调查队员常常要骑马走上30公里。很多时候，吴天一就说，我是塔吉克的好骑手，烈马我骑，最远的路我去。

“虽然艰苦，但不这么做，拿不来材料，做不了别人做不来的东西。”1985 年，他第一次提出了藏族在世界高原人群中获得“最佳高原适应”的论点，从科学上证明“居住高原历史最长的藏族已建立起最完善的氧传送系统和最有效的氧利用系统，表现为对氧的利用更充分、更经济、更有效, 这是长期‘自然选择’遗传适应的结果。”

至于狼眼睛，他提议可以晚上来亲眼目睹一下。原来，他在阿尼玛卿山海拔4660米到5620米做了5年的高山生理研究，时间一长，在强烈的紫外线作用下，他在40多岁时两只眼睛都患了白内障，手术治疗植入了人工晶体。一到晚上，眼睛就发绿光，看着犹如一双狼眼睛。

亲身实验氧舱，耳膜多次被击穿

上世纪90年代初，吴天一设计的大型高低压综合氧舱建成了，这个舱上可升至海拔1.2万米，下可降至水下30公尺，对高原研究十分重要。动物实验已先进行没问题，但人体实验谁第一个进舱，有风险。“我设计的，谁进？肯定是我进。”吴天一请来海军总医院的工程师来操作这个新设备。

“当时到了海拔5000多米下降的时候，压力下降速度太快，我突然头疼，耳朵里嘣一下，就什么都听不见了。”吴天一出舱后，那个工程师不住地道歉：“忘了，把你当歼击机飞行员了。”

最近一次鼓膜击穿是在2011年，已经70多岁的吴天一为了完成一项国际合作项目，坚持和国外同行一起进舱，早上7点半进，晚上11点出来，连续15个小时，持续十来天。中间有一次，鼓膜又被击穿。

“我说话大声，是因为我听力不大好，也怕你们听不见。”他向我们露出俏皮的神情。

氧舱实验的结果派上了大用场。在青藏铁路建设中，吴天一就提出在铁路沿线建设供氧站、高压氧舱，这是解救急性高原病人的最佳办法。

半个世纪，没有离开过青藏高原

“塔吉克的好骑手？没错。”他对我们说，“不管你信不信，我的马术比医术出名。”会骑马，马术高超，对他在高原驰骋帮助很大,“有10多年，我一直在马背上，仪器设备、发电机，都在马背上。”吴天一总要挑着质量好的皮靴买，那几年，他两、三个月就要换一双靴子。

骑马蹚过高山的河流，须中午前过，否则太阳一晒，雪水融化，小河变大河，水流湍急，牦牛也会被冲走，牧民都不敢过。但有一两次，因为情况紧急，吴天一一人骑马蹚过了险恶的大河，完成了急救任务。

“在阿尼玛卿山科考时，辛辛苦苦花了几天艰苦跋涉到雪山乡，那些冰雪之路，总要过去。我马术好，就第一个骑马探探路，看能过不能过。”过河时，吴天一叮嘱调查队员们每个人看着前面的人的后脑勺，“否则看着湍流就看晕了。”

1990年，吴天一组织中日联合阿尼玛卿山医学学术考察队，45天里，科研队从海平面的日本，到海拔2261米的中度高原，再到3719米、4460米的高原，最后在海拔5000 米和5620米的特高海拔建立高山实验室，获取大量珍贵的特高海拔人类生理资料。

阿尼玛卿山，藏语里是指“黄河边上的爷爷山”，海拔6282米。阿尼玛卿山考察的最后阶段，由于日本队员是海平面民族，对缺氧敏感，大多发生了明显的高原反应，当吴天一商议向特高海拔突击时，日本队员放弃了。吴天一继续带着中方队员向高海拔进军，海拔5000米以上每上升50米，就对人的心肺功能和对氧气的利用率等进行记录，并在海拔5620米建立高山实验室，获取了大量宝贵的高山生理资料。这次考察所得的科学资料，由于获得了特高海拔人体生理适应及急性高山病发病机制的新的成果，他被国际高山医学协会授予“高原医学特殊贡献奖”。

上世纪50年代，大学毕业，吴天一从学校走到朝鲜战场，之后他又走到青藏高原，从此半个世纪没有离开过。吴天一说，他总觉得，青藏高原太浩瀚，他自己太渺小了。“好像是我为青藏高原奉献了一辈子，其实是高原给了我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