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的赵海明（化名）因贩卖淫秽物品罪于10月下旬在上海被判处缓刑17个月。直至宣判那天，这位小伙子都在上海闵行的一个浴场里“工作”——这是上海检察系统为帮助失足青少年得到帮教、回归社会而设立的。

在过去，关于涉罪未成年人的办案思想和方式简单，该逮捕就逮捕，该起诉就起诉，大多数人是被羁押的。而在2003年，观护体系在上海创立，帮教理念更好地得到体现，至今有近300个观护站和观护基地成立。赵海明所工作的那个浴场就是其中一个企业基地。

观护体系目前已接纳了近1700名涉罪未成年人，几乎没有重复犯罪，九成实现了复学或就业。

“我们对这些失足少年推一把和拉一把是完全不同的。在这个关键时刻，合适的教育挽救很可能把他们的未来引到另一个方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处长、全国检察业务专家樊荣庆在采访中说。

“如果一个人在18岁时被判了两年，在他出狱后还有几十年的路要走。我们把这个工作视为改变他们一生的人生轨迹，使他有信心，是当一个工程在做。”樊荣庆说。

失足少年

赵海明今年3月从老家安徽省亳州市农村来到上海。他在一家快递公司的中转站找到了一份工作，月薪2000出头。

他读到小学毕业就没有再上学，母亲在他6岁时去世，父亲在红白喜事上做演出，大多数时候他与奶奶一起生活。

为了多赚点生活费，5月份起，下班后他就摆地摊做起了手机贴膜，并且从同行那里学来了可以提供将淫秽文件复制到客人手机里的服务。5月28日，警察找上了门。

“我在下载这些图片、在把它们存进客人手机里的时候，我是觉得大概是有问题的，但我不知道是违法的。” 赵海明告诉记者。

6月底，警方将案件移交检察院，赵海明就被纳入观护体系，送去了一个企业基地。

樊荣庆说：“像这些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罪名较轻的未成年人没必要羁押。看守所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反而使得他们会跟着成年人学坏，对社会产生敌意。”

当检察系统开始着力推进不捕不诉时，曾经碰到这些涉罪未成年人要么随随便便在社会上，要么找不到人的难题，于是有些案件只能无奈地逮捕、起诉。这一现象在外地来沪群体中尤为严重，因为本地户籍的失足少年可以在街道进行观护。

随着来沪者在涉罪未成年人中的比例不断提高，检察机关考虑到必须把他们纳入观护。于是在上海成立了70个基地，主要是企业的基地，将在上海没有监护人、没有固定住所、没有经济来源的涉罪未成年人观护起来，并有专业社工一对一实施帮教。

这些基地包括一些绿化园林行业或者宾馆等服务性企业，失足青少年在企业里也会有一个优秀骨干担任其帮教师傅，而其身份与犯罪的情况只有老板及帮教师傅知道。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他们正常地学习工作。通过一段时间后，能够有心理矫正和悔罪，从而回归社会。”樊荣庆说。

2011年，上海市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非羁押率为33.9%，并正在逐年升高。法律专家认为，虽然这一数据较之西方一些国家近九成的非羁押率仍然较低，但与中国过去绝大多数涉罪未成年人都是逮捕的数据相比较，已有长足进步，上海检察机关帮教涉罪未成年人工作卓有成效。

在上海之后，其他一些城市，如北京、西安、无锡也建立起了类似的观护体系。

赵海明是7月开始进入闵行的这个观护基地的。他在基地的工作是在客人进入浴场时，给他们一双拖鞋，并把他们的鞋子放到柜子里锁好。

马丽华是一对一帮教赵海明的社工，她是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的一名全职社工。她每周去找赵海明面谈，询问他生活及工作中碰到的问题，关心他的过去、他的未来计划。

马丽华也给了他两本关于心态和待人处事的书。赵海明说：“我在这里，心特别容易静下来看书，我很喜欢看这些书。马丽华对我很真心，我能感受到她非常关心我。”

“如果我真的被关起来或蹲监狱了，我不能保证我不会破拐子破摔，因为我已经被贴标签是一个坏人了。” 赵海明说。

马丽华告诉记者：“对待青少年要比成年人有更多地温和仁慈。他们碰上问题的时候，社会对他们的态度决定了在他们心里种下的是爱还是恨的种子。他们在心态上的变化也许一时半会看不到大成效，但十年、二十年后一定会有巨大差异。”

修复家庭

在我国，每年有几万名未成年人涉罪。樊荣庆说，这就意味着几万甚至几十万父母、祖父母牵涉其中。

“大多数家庭现在都是独生子女。对一个家庭来说，一个孩子毁掉了，一个家庭也毁掉了，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尽量挽救他们的原因之一。”樊荣庆说。

刘鹏（化名），17岁，今年6月在上海因为开设赌场被警方抓获。这个来自安徽滁州的小伙5月才来上海，他的工作是在一个赌博机房门口，穿着保安服望风，看到有警察、警车靠近就通知同事。

“我知道这个工作不太对劲，但如果来上海什么钱都没赚到就回去，这样太扫兴了。我想好领了第一个月工资就走的。”刘鹏说。

当知道孩子在上海惹上了这样的麻烦，刘家人陷入乱局。

“我们的家庭其乐融融，他是独子。如果这个孩子要去坐牢了，我们家人都活不下去了。我儿子读书时功课不错，只是有些偏科。他是个好孩子，打架、抽烟、喝酒，从来都没他事。”刘鹏的妈妈告诉记者。

基于他的过错以及在取保候审期间的表现，刘鹏被判缓刑3个月。自7月取保候审，他在莘庄附近的一家宾馆做服务员，而这家宾馆也是观护基地之一。

“子女的羁押甚至坐牢，容易制造社会对立面，所以这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一个好方法。”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说。

他也提到，对这些失足青少年的父母的辅导，以及在结束观护后，对他们的生活进行跟进也是非常重要的。

近期，上海警方在打击偷盗的案件中发现，一些有盗窃前科的父母为了逃避打击，利用孩子去偷盗。“没一个孩子是生下来就有问题，问题往往出在家庭及其他接触环境。有时候我们与一些涉罪未成年人的父母沟通，确实感觉困难，因为他们没有改变的主动性，但我仍然会坚持去沟通，哪怕我说的十条中他能记住一条，就是有价值的。”闵行的一位社工孙宇联说。

路在何方

青少年法律问题专家及心理专家都认为对于失足青少年的这个观护体系在帮助他们认清错误、迷途知返上，是一个颇有助益的举措。但专家指出，这一体系在运作一段时间后，应当不断总结，得出真知。

“开启每个心灵都需要一把独特的钥匙，有些心灵也许很难开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通过半年时间，就可以效能那么高地被改变的。”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崔丽娟说。

一些法律界人士认为，在帮教过程中，应该给予失足未成年人更多来自各方面的引导，更多的专业和社会力量需要被引入。

“在人生引导上，需要基于他们不同的性格和需求，给予他们包括法律、心理学等知识结构。涉罪未成年人的工作光靠购买社工服务还不够，可以有更多的退休以及在职的司法工作者参与进来。”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易胜华说。

当然，在这段时间的职业培训也是相当有意义的，这不仅提供给这些年轻人今后立足社会的技能，更是在他们心里建立起了公平感。

“如果一个人没有从社会得到过公平的教育和受关爱的机会，那么很难从他身上去要求他对社会的良知。”易胜华说。

赵海明说他再也不会做任何违法的事了。

“如果以后我的朋友要做这个事，我肯定劝阻他；如果我在马路上看到别人这样，我也会告诉他别这样。”

“我生命中这段不好的小插曲终于要结束了。现在我感觉如释重负，又可以重新上路了。”赵海明说。

（中国日报记者 周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