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设计出比较高效率的制度供给，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也提出市场在资源要素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进而释放增长红利。

从历史经验看，改革从来不会一劳永逸，改革必须“与时俱进”，当过去不彻底的改革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羁绊，当原来的正资产变成一种负资产，中国需要确定与执行新的改革路线，而三中全会的一个重要的改革路线就是以“市场化”为核心，打破当前的体制机制束缚，对资本、土地、要素等进行再配置，因此，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是中国未来十年的大方向。

实际上，市场化改革是中国改革进程遵循的发展主线。1992年“南巡”之后，国家相继通过了分税制、国企改制、住房商品化、耕地保护制度等等改革，市场化改革为中国20年来的持续高增长释放了巨大的活力空间。但是很大程度上讲，大部分改革直走到了半途，一些改革的获益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希望维持甚至扩大行政权力广泛干预市场和经济体制的“双轨”状态。一方面过度管制，形成了产业垄断和产业管制壁垒，而另一方面缺乏管制和管制无为，造成无序竞争。

市场市场经济体系的“二元化特征”与政府对自身的角色定位密切相关。中国政府作为“强势政府”迅速组织资源，是实现“增长奇迹”的关键，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过度干预经济、把动用资源变成常态化，变成政府代替市场。目前，各级政府正在通过不断地扩权，压制市场成长的空间。政府对微观经济直接干预管制以及对国有企业的隐性补贴，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对市场的替代和挤出，导致市场资源配置扭曲和信号失真。而在提供公共产品(社保、医疗、教育、住房)、构筑市场秩序和规则(法治、信用)方面却出现了“缺位”和“空位”。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一样增加了负外部性和摩擦成本，降低了经济运行的效率。

归根结底，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力量因素是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来提高效率，而这必然依靠市场化力量。事实上，当前中国最大的约束并非需求约束而是供给约束，也即人口红利减少、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全要素生产率滞后带来的问题。因此，进一步深化劳动力、资源、利率、汇率等要素价格的市场体制改革，通过要素松绑释放要素效率，而这必将涉及到政府自身更大的改革，对自身的权力做切割，这其中财政金融改革、国企改革以及政府改革是三中全会的三大主线。

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看，中国信贷资金投放一直存在结构性矛盾，主要体现为信贷投放集中于政府项目、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与传统行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与新兴行业信贷支持力度不足。特别是近年来信贷资金向房地产领域与地方政府投资项目严重倾斜。目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与房地产贷款之和占全部贷款的比重近35%，对实体经济产生了比较严重的挤出效应。因此，新一届政府首要的是从财政和金融资源错配入手，推动新一轮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

一方面，加快利率市场化、资产证券化以及直接融资等全方位金融体制改革，避免金融经济偏离实体经济的实际需求，疏通社会资金在金融体制内外的循环，实现金融体系建设的目标从资金筹集型向资源优化配置型转变。另一方面，以优先调整事权、带动财力重新配置为重点，重调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出责任，将涉及全国范围内普适性的民生性支出责任上移，重新启动事权与财政相匹配的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国企改革方面，将新一轮改革的重心放在完善市场参与机制、打破垄断，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上。新一轮国企改革将以国有资产资本化为重点，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通过完善产业链，进行跨区域、跨所有制重组整合，大力推进企业内部资源整合，并积极利用资本市场和产权市场淘汰落后产能。特别是要打破资源和权力垄断，构建开放竞争的公平秩序和环境，改变政府补贴所带来的资本配置低效的局面。

而政府自身的行政体制改革同样也释放出进一步市场化改革的强烈信号。三中全会后下一步如何围绕“权力下放”，全面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强化政府效率，才是推进政府改革的最核心一环。事实上，中国历次机构改革都把转变政府职能作为轴心。之所以效果不尽如人意，是因为未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中国政府作为“强势政府”，迅速动员和组织资源，是实现数十年“增长奇迹”的关键。但是，把宏观间接引导变成微观直接干预，就会变成政府替代市场，造成对市场的挤出。另一方面，在提供社保、医疗、教育、住房等公共产品方面，就难以避免地出现了供给不足、效率低下甚至“缺位”和“空位”的局面。因此，改革的核心任务是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把许多管理及服务职能转移给社会和市场，通过切切实实的“放权”，真正让三者各归其位，从“强势政府”转向“高效政府”。

（作者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张茉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