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认定存在较大争议

北京佑安医院艾滋病专家张可对记者表示,三联疗法在当年“比较正常”。中国艾协副会长兼秘书长沈洁也对记者表示,“这个(司坦夫定、拉米夫定、奈韦拉平三联疗法)方案是比较统一的方案,大多数效果都很好。”

对于责任认定,张可认为,“药物本身具有副作用,这个无可厚非,医生不能为药物的副作用买单”。

不过,他又说:“作为医生来讲,应该将药物的副作用提前告知患者,并且要关注药物的后续反应,为患者提供咨询服务,对于治疗后出现的药物毒副作用处理不当,导致病人出现不可逆后果的,一样要承担法律责任。”

和而不同中心艾博公益负责人常坤对羊城晚报记者表示,一般情况,这个(因艾滋病抗病毒药物的副作用而上诉)是“不会立案的”,他说根据他的经验“是不会开庭的”,因为“这个问题很复杂,山东、河南是全国最早服用免费抗病毒药物的,而国内艾滋病人前期用药不规范,有各种问题”。他还表示,“国家抗病毒资料指南已经出三版了,每本都差别很大。”常坤认为,这说明抗病毒药物的改良需要有一个过程,“爱娃这个问题不应该仅仅由疾控中心来承担责任”,这涉及“国家投入、科技进步等等很多因素”。

张可说:“过去就有过不少因为药物毒副作用引发医疗纠纷的。早期由于药物和临床经验有限,因此在对于药物副作用的处理上缺乏相关经验比较常见,也出现过一些问题。到了今天,虽然药物种类增加,但相关药物毒副作用处理在基层仍然存在不少问题,需要提高和改进。”

张可认为,目前存在的这种不规范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没搞清定位。他说:“该案例提示艾滋病治疗不单单是政府任务(特别是目前由疾控中心负责治疗的时候),更重要的是一个医疗行为。”他认为如果仅仅把艾滋病治疗看成是政府任务,那么艾滋病治疗就会达不到医学规范。

广东一位艾滋病防治公益人士、艾滋病治疗志愿者,同时也是艾滋病感染者的刘先生对记者表示,“爱娃这个案子能够成功立案,我相信会引起国内医疗机构对艾滋病人权益的进一步关注,具有很大进步意义。”

编辑 黄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