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戈金：所谓“非功利”和“纯文学”，背后的美学理念，就是“为艺术而艺术”，“为文学而文学”。客观而言，这种口号作为特殊历史语境下的产物，对推动文学与政治性和实用性的文字相区分，从而使文学独立，提高文学的艺术性，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必须知道这种主张只是一定历史时期内文学追求自身地位的表现。一旦文学已经摆脱了政治的干扰和过多功利目的的侵害，依然沉浸在“纯文学”的迷恋中不能自拔，甚至借此反对文学应该承担的道德责任，反对文学应有的社会功能，这种主张的合理性也就消失了，进而走向偏误。

孔夫子讲，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学当然要讲究形式，讲究辞藻，讲究人物塑造的生动丰富、情节安排的精巧合理、结构的完整和新颖，等等。没有这些美学属性，文学不成其为文学。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须意识到，只有形式而无内容，只有辞藻而不达意，只有结构而无思想，这样的文字首先是不可能、不存在的，即便可能，也只能是符号的堆砌，而不是文学。说到底，文学创作之所以要强调文学性，强调形式和结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表达内容，让思想“行远”，从而更有效地承担文学的道德建设责任，发挥文学的社会功能。“为形式而形式”是有限度的，不能将手段当作目的。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与生活的各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方那些主张“纯文学”和“纯艺术”的人，最终还是得把文学与道德联系起来。美学界一般都把康德看成是“纯艺术”主张的鼻祖，但是他也认为，“美是道德的象征”。至于那位“为艺术而艺术”观点的最坦率最直接的支持者，法国作家泰奥菲勒·戈蒂埃，一方面说“艺术不是一个手段，而是一个目的”，另一方面也提出，“荷马的诗、菲迪亚斯的雕像、拉斐尔的画，在提升人的灵魂方面比一切道德家们的论文所起的作用还要大”。这还是说明，文学艺术不存在绝对的“纯粹”，还是要提高道德水准，净化人的灵魂，起到一些道德教诲或训诫性文字起不到的作用。

创作自由与底线坚守

张江：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创作自由的问题。有些人以为，创作自由就是随心所欲，就可以无所顾忌地挑战道德底线，挑战社会伦理，这是很大的误解。自由本身是有限制的，没有背离道德基础的绝对自由。社会生活如此，文学亦如此。

陈众议：我赞成这个观点。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人不能脱离伦理道德，也不可能绝对自由。然而，有些人片面理解创作自由，以至于比丑比坏、哗众取宠，陷入了严重的误区甚至邪恶的渊薮。事实上，创作自由是有限度、有前提的，基本的道德规范就是限度和前提。美国哲学家杜威认为，艺术是“无可比拟的指导工具”，“比道德更具道德性”。德国后现代美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提出，“一种审美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一种伦理的要求”。无视道德底线的反伦理写作不仅是对文艺传统的颠覆，而且具有毒化社会环境、腐蚀世道人心的恶劣影响。

道德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在文学史上，许多创新固然都表现了对旧有的道德观念的突破，但一定是有条件、有限度的。常常会有这样一种情形，一些作家作品在刚刚问世时因故引起争议，但是经过时间的考验，最后得到了承认和肯定。甚至有这样一种情况，一些文学作品挑战了既有的道德观念，对当时社会的道德标准构成了冲击，最终却反过来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这种在当时“离经叛道”的作品，并非完全没有道德底线，只不过，他们所追寻的是新道德，而非当时主流社会所尊崇的旧道德。他们的创作也并非绝对的自由，也要受到包括道德因素在内的各种规约。他们对旧有道德观念的挑战，不会触碰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底线。这种“底线道德”在历史的发展流变中具有稳定性，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也是人类社会得以维系的重要保障。

文学需要创新，但创新不能仅仅理解为尝试一些过去没有人敢碰的题材、没有人敢用的写法。为了一鸣惊人而比胆量，就会把文学引向邪路，给人们的精神世界带来灾难。我们赞成创作自由，文学在反映现实生活的过程中，不应受到既有窠臼的束缚，而是要努力使生活得到真实、深刻的艺术再现，从而提高人们的认识，提高社会的伦理道德水平。只为出名而挑战道德底线，为博取市场效应而无所顾忌，甚至颠覆伦理基础，其所体现的并不是自由，而恰恰是狭隘的名利思想。

人类社会是一个由自由走向禁锢（或禁忌），再走向自由（高度自觉）的过程，而非相反。因此，此自由非彼自由。换言之，人类文明的初级阶段是禁律约束本能，譬如早在西周初期，我国就建立了严格的婚姻禁忌，禁止同姓（兄妹）联姻；高级阶段是自觉代替禁律，及至真善美战胜假恶丑，最终达到自由王国。文学也是如此。当历史上人为设置的种种束缚被破除后，自觉的道德遵循是文学向更高的审美层次迈进，从而推动文学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缺失了这一点，混淆善恶，不辨美丑，文学不复存在，更遑论创作自由。

当前中国，陶冶人心、凝聚人心、励志向上的文艺作品依然是中华民族图强、复兴不可或缺的催化剂。不承认这一点，倘非无知，便是别有用心。

张江：文学就是世道人心。任何文学作品都要接受伦理和道德的检验。中华民族有自己优良的道德传统，这种传统历经千年、源远流长，一些基本的道德准则不可逾越。有人在文学中有意消解这些道德准则，当下看，人民群众不接受，长远看，此类作品一定会被历史淘汰。奢望借此博得眼球，甚至在文学史上留下名字，是十分幼稚的。这是古往今来文学得以存留和传播的基本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坚守道德底线，弘扬社会正义，传播人文精神，是文学担负的社会责任，也是文学自身创造经典、抵达不朽的必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