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高管近半“栽”在财务管理领域

报告梳理了近五年的企业家犯罪总趋势后发现：对民营企业家来说，他们在犯罪舞台上的“曝光率”在逐年增加；对国企高管来说，其贪腐案件数“高居不下”。

报告显示，2013年，在58例有明确罪名的国企高管犯罪中，共涉及28个罪名。其中，受贿罪26例，占比44.83%，位居第一；贪污罪13例，占比22.41%，位列第二；挪用公款罪11例，占比18.97%，位居第三。其余从高到低分别为诈骗罪、私分国有资产罪、重大责任事故罪和滥用职权罪。

“受贿、贪污、挪用公款三个罪名，基本属于国企企业家犯罪的‘老三样’，连续五年无论数量还是比例稳居前三位。”报告总结，以受贿罪为例，最高占到了当年国企企业家犯罪的八成，最低也超过四成，贪污罪的比例也在22.4%～45.7%之间浮动，居高不下，挪用公款罪在当年国企案件的一成左右摇摆。

与之呼应的是，贪污、职务侵占、挪用公款等均属“财务管理”领域——而这一领域，占了去年国企高管犯罪领域的“半壁江山”。

报告显示，87例中，有60例提及了国企高管犯罪的案发领域，其中财务管理（48.33%）位居第一。与之相对照的是，民营企业家犯罪领域的第一位是融资环节（33.33%），民企老板占比最高的两个罪名，分别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10.77%）和集资诈骗罪（10.38%）。

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报告显示，去年国企高管犯罪人的案发年龄，约平均比民企老板高6岁，前者为53岁，后者为47.25岁。

“这与国企企业家犯罪查处方式、涉嫌罪名结构等密切相关。”报告称，“通常而言，国企企业家最常触犯的三大罪名：贪污、受贿、挪用公款，都需要一定的权力基础才能实施，往往需要一定年资；另一方面，国企高管犯罪被追查，往往是在实施犯罪多年后——甚至离任审计时才被发现的，查处时间的滞后性，也导致其比照同期被查处的民企高管们更年长。”

获刑10年以上者不足四成

2013年版报告发现，去年，企业家犯罪“窝案串案”持续高发，但刑罚处置呈“轻缓化”趋势：获刑10年以上者不足四成，企业家死刑案例连续三年下降。

报告梳理了61例有明确涉案人数的国企高管“落马”案，发现去年涉及“窝案”的犯罪人数有183人，“在已知共犯关系的17例案件中，上下级和同事共同犯罪的案件占比82.35%。”比如去年中石油“窝案”和中国移动“窝案”，被称为中国国企反腐史上最大的两起腐败窝案。

对民企老板而言，在226件明确涉案人数的案件中，“窝案”有138例，作案总人数1079人，“同级同事之间共同犯罪的比例高达55.75%”。

法律对企业家犯罪的惩处情况如何？报告显示，去年357起案件中，有明确判罚结果的200例。其中，企业家获刑10年以上者不足四成。

“虽然企业家犯罪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但刑罚的烈度也在随着法律修改、社会宽容度的增大而不断降低。”报告分析，以死刑为例，《刑法修正案（八）》大幅度的减少了金融凭证诈骗罪、票据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等经济犯罪的死刑，“另一方面，随着刑事诉讼法对证据标准的提升和明确，很多民刑交叉案件由于证据标准不能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或者当事人双方进行了刑事和解，从而可以进行非罪化、轻刑化的处理，近三年涉案企业家被判5年以下轻刑的比例也在逐年增加，从21.43%上升到2013年的40%。”

但报告提示，企业融资、财务管理、产品质量、安全生产、公司经营5个领域，仍然是企业家犯罪风险“高发带”。

报告还预计，在未来5年中，企业家犯罪将有几大趋势：一，随着中央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强，官商勾结中的利益一方——企业家犯罪数量将呈持续上升趋势；二，随着改革不断深入，自发的民间融资将逐渐被制度化、法制化，因民间融资不畅引发的犯罪数将大大减少；三，取代融资类犯罪的将是制假售假、环境污染等“民生类”犯罪，以及新兴经济领域中的“擦边球”犯罪；四，随着经济犯罪的立法更加宽缓，使企业家犯罪的查处力度逐渐降低，但通过“行贿黑名单”、“食品安全黑名单”制度对企业家从业资格的限制，会越来越高；五，公司治理结构和企业风险防控进一步完善，企业家的个体犯罪风险大大降低。（记者 王梦婕）